斯考特·凡·克里夫在为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做辩护准备的过程中越陷越深，与她配合得也越发紧密，因而他逐渐意识到，他对她的情感亦变得愈发亲近起来。这本身暗伏着一种危机。
他清楚地记得在法学院第二年上取证和审判实践课时，他的教授曾劝说：“千万不要把个人情感卷入一桩案子或当事人身上而失去客观判断能力。律师在法庭上遭遇的一些令人震惊和措手不及的话语往往出自自己当事人之口。因而要以看待敌对证人那样对待每一个当事人。质问他说的每一句话。找到核实的佐证，否则拒绝让他出庭作证。”
由于没有获得布里斯科医生的合作和佐证，加之听证会召开的日期又迫在眉睫，斯考特·凡·克里夫决定将教授的劝告运用到凯特·福莱斯特身上，检验一下她所陈述的那天夜晚在急诊科发生在克劳迪业·施托伊弗桑特身上的情况是否立得住脚。
为达此目的，他打算咨询几位妇产科医生。他所选择的男女医生都是有正式资格的、持有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证书的专家。每一位的工作单位都不是市立医院。他不希望这些医生的观点受到他们所隶属医院的影响。
在采访每一个人的过程中，斯考特还估量着对方是否有成为辩护证人的可能。当然，当证人的医生要能承受作证的压力。近几年陪审团对医生表现出强烈的敌意，所以医生们都把法律程序看做折磨人的宗教法庭，而没有公正可言。自然还有一些被称作为职业证人的专家，他们的观点无论是站在哪一边都是论价出卖的，因而既昂贵又未必靠得住。
然而斯考特思量，总可能会有一两个具有正义感的医生愿意挺身而出向凯特伸出援助之手。首先，他要先证实凯特处理施托伊弗桑特的方法是无可挑剔的。
他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妇产科专家斯蒂芬·威洛斯。在威洛斯的候诊室等待时，斯考特感到极不自在。满屋子全是妇女，有的肚子已大得吓人，有的则刚怀胎不久，还有的根本不像有孕，大概在等着做常规检查。为了掩饰他的尴尬，他随意翻看着一本极无兴趣的杂志。时不时地禁不住偷偷朝四周瞅一眼，看看那些女人是不是正以好奇的目光盯着他。
他恨不得站起来向一屋的裙钗宣称：“你们别以为我是谁的丈夫，到这儿来是检查精子的。或是让医生指点我什么时候和怎样做爱，以使我妻子受孕。”但其实他什么举动都没做，而是深深地埋头于杂志之上，直至候诊室空落到只剩下他一个人为止。
接待人员大声叫道：“凡·克里夫先生，威洛斯大夫现在可以见你了。”
他见威洛斯近六十岁的样子，或许更老一些，花白头发，戴眼镜，神态干练异常。
一个理想的见证人，斯考特暗忖。
威洛斯在刚离开的病人病历上写完最后一笔，抬起头说：“年轻人，你就是昨天给我打电话的律师吧？”
“是的，大夫。”
“有事就快说吧，半小时后我还要在医院查房，”威洛斯说，他并没不耐烦，而是很热情。
“威洛斯大夫，此事与职业医疗行为办公室即将召开的一次听证会有关。”
“噢？”威洛斯收起热情的笑脸。“这种事时有发生。”
“是的，先生，时有发生，而这次这桩案子是毫无根据的。”
“律师们常这么说，”威洛斯又接着说道：“我可不是专业证人。说实话，我惟一一次作证是冲着一位医生的。”
“但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先生。”
“你想什么就说吧，”威洛斯说。
斯考特于是将凯特对他叙述的那天晚上发生的情况以及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历上的记录转述了一遍。威洛斯沉吟半晌，说：“病人说她性生活不频繁？”
“是的。”
“而且说她例假也正常？”
“是的，大夫。”
“为了证实，那个医生做了验尿怀孕检查？”
“是的。不幸的是，化验结果是阴性，误导了医生，”斯考特说。
威洛斯说：“我本人不愿意使用尿检，而认为放射性荷尔蒙分析更可靠。不过考虑急诊科的压力和时间紧迫性，你那位福莱斯特医生处理得很对。糟糕的是结果没有化验准。”
“先生，假如那天晚上在场的是你，处理同一个病人，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威洛斯列数出所有症状：“病人恶心、呕吐、腹泻、胃疼。那个年轻女子告诉我她是单身而且月经正常的话，我会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作为医生，你认为她患的什么病？”斯考特问。
“我会确诊为一般性病毒性肠胃紊乱。”
“不是宫外孕？”斯考特问，紧张地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宫外孕可不容易判断。很少有症状是完全一样的，”威洛斯说。“我可能会认定为病毒性肠胃紊乱。除非后来又出现了新的症状或迹象，或化验结果与我的判断有出入，否则我不会改变看法。”
“这么说，照你看来，我的当事人那天晚上的治疗方法是正确的，是不是？”斯考特问，力图得出一个结论。
“啊哈！你现在的口气倒像个律师，想诱导我去作证，”威洛斯说。“我不会出庭，也不会作证。但我认为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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