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万五千九百九十四两。查自癸亥年来，股东未获得分文息金，乃局中员司独享此厚酬。
又六十页说：
修理费总计每年约六七十万两。……而内河厂（所承办）实居最多数，约占全额之半。查丙寅年内河厂共计修理费三十一万四千余两。……惟内河厂既系该局附属分支机关，内部办事人员当然与该局办事者关系甚密。……曾经本会函调账籍供查。而该厂忽以账房失踪，账簿遗失呈报。内中情形不问可知矣。
这样的轻视保管的责任，便是中国的大工业与大商业所以不能发达的大原因。
怎样救济呢？安诺德先生说：
天下人性同为脆弱。社会与个人之关系愈互相错综依赖。则制定种种适当之保卫……愈为急需矣。
人性是不容易改变的，公德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故救济之道不在乎妄想人心大变，道德日高，乃在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中国有句古话说：“先小人而后君子。”先要承认人性的脆弱，方才可以期望大家做君子。故有公平的考试制度，则用人可以无私；有精密的簿记与审计，则账目可以无弊。制度的训练可以养成无私无弊的新习惯。新习惯养成之后，保管的责任心便成了当然的事了。
这是安德诺先生提出的三个大问题。
用铁路与汽车路来做到统一，用教育机械来提高生产，用防弊制度来打倒贪污：这才是革命，这才是建设。
但依我看来，要解决这三个大问题，必须先有一番心理的建设。所谓心理的建设，并不仅仅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知难行易”的学说，只是一种新觉悟，一种新心理。
这种急需的新觉悟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
何以百事不如人呢？
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者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历史，试想想何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不住日本的发展和发愤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
何以我们跌倒了便爬不起来呢？
因为我们从不曾悔过，从不曾彻底痛责自己，从不曾彻底认错。二三十年前，居然有点悔悟了，所以有许多谴责小说出来，曝扬我们自己官场的黑暗，社会的卑污，家庭的冷酷。十余年来，也还有一些人肯攻击中国的旧文学，旧思想，旧道德宗教，——肯承认西洋的精神文明远胜于我们自己。但现在这一点点悔悟的风气都消灭了。现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须“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以轻轻抹煞！政府下令提倡然礼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
我们全不肯认错。不肯认错，便事事责人，而不肯责己。
我们到今日还迷信口号标语可以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到今日还迷信不学无术可以统治国家。我们到今日还不肯低头去学人家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
所以我说，今日的第一要务是要造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
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老实说，我们不须怕模仿。“学之为言效也”，这是朱子的老话。学画的，学琴的，都要跟别人学起；学的纯熟了，个性才会出来，天才才会出来。
一个现代国家不是一堆昏庸老朽的头脑造得成的，也不是口号标语喊得出来的。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铁轨，汽车，电线，飞机，无线电，把血脉贯通，把肢体变活，把国家统一起来。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教育来打倒愚昧，用实业来打倒贫穷，用机械来征服自然，抬高人的能力与幸福。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种种防弊的制度来经营商业，办理工业，整理国家政治。
只要我们有决心，这三个大问题都容易解决。譬如粵汉铁路还缺二百八十英里，约需六千万元才造得起。多少年来，我们都说这六千万那里去筹。然而国民政府在这一年之中便发了近一万万元的公债，不但够完成粵汉铁路，还可以造大铁桥贯通武昌汉口了。
义务教育办不成，也只因经费没有。然而今日全国各方面每天至少要用一百万元的军费（这是财政部次长的估计）。一个国家肯用三万六千万元一年的军费，而不能给全国儿童两年至四年的义务教育，这是不能呢？还是不肯呢？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安诺德先生，感谢他给我们几面好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的丑态，更感谢他肯对我们说许多老实话，教我们生点愧悔，引起我们一点向上的决心。
我很盼望我们不至于辜负了他这一番友谊的忠言。
（一九二八，六，二四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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