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叔永书一段如下：
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觐庄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别，亦不尽当。即如白香山诗，“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李义山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此诸例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适赠足下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觐庄所谓“文之文字”。……可知“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
“诗之文字”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只认风花雪月，蛾眉，朱颜，银汉，玉容，等字是“诗之文字”，做成的诗读起来字字是诗！仔细分析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我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功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黄庭坚的《题莲华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这类的诗，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没有骨子的滥调诗人决不能做这类的诗。所以我的第一条件便是“言之有物”。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觐庄认做“仅移文之文字于诗”，所以错了。
这一次的争论是民国四年到五年春间的事。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札记》第十册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记一段如下：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文亦遭几许革命矣。自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愈之所以称“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谈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禅门所尝用，以俚语说理纪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其时之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但丁之创意大利文学，乔叟辈之创英文学，路得之创德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过了几天，我填了一首“沁园春”词，题目就叫做《誓诗》，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问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四月十三日）
这首词上半所攻击的是中国文学“无病而呻”的恶习惯。我是主张乐观，主张进取的人，故极力攻击这种卑弱的根性。下半首是《去国集》的尾声，是《尝试集》的先声。
以下要说发生《尝试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二日，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诗。这首诗里有“言棹轻楫，以涤烦疴”，和“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我回他的信说：
……诗中“言棹轻楫”之言字及“载笑载言”之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七月十六日）
不料这几句话触怒了一位旁观的朋友。那时梅觐庄在绮色佳过夏，见了我给叔永的信，他写信来痛驳我道：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文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谓也。……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为创获，异矣。如足下之言，则人间材智，选择，教育，诸事皆无足算，而村农伧父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
甚至非洲黑蛮，南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至于无所谓“活文学”，亦与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足下乃视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
觐庄这封信不但完全误解我的主张，并且说了一些没有道理的话，故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答他。这首诗虽是游戏诗，也有几段庄重的议论。如第二段说：
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叫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又如第五段说：
今我苦口饶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和几个白话的东坡，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一段全是后来用白话作实地试验的意思。
这首白话游戏诗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做的，一半是朋友游戏，一半是有意试做白话诗。不料梅、任两位都大不以为然。觐庄来信大骂我，他说：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亦数见不鲜。最著者有所谓Futurism，Imagism，Free Verse，及各种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大约皆足下俗话诗之流亚，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信尾又有两段添入的话：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同。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七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颇使我不心服，因为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有时借镜于西洋文学史，也不过举出三四百年前欧洲各国产生“国语的文学”的历史，因为中国今日国语文学的需要很像欧洲当日的情形，我们研究他们的成绩，也许使我们减少一点守旧性，增添一点勇气。觐庄硬派我一个“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叔永来信说：
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郑苏盦、陈伯严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滥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旷观国内，如吾侪欲以文学自命者，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洁之文学，更无吾侪侧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唯以此（白话）作诗，则仆期期以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高腔京调，而陶谢李杜之流，将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
觐观说，“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叔永说，“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这是我最不承认的。我答叔永信中说：
……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举放翁诗及山谷稼轩词为例），……总之，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
这一段乃是我的“文学的实验主义”。我三年来所做的文学事业只不过是实行这个主义。
答叔永书很长，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曰：
一、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
二、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
三、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仍作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则决不能更有当日的价值与影响。何也？时代不同也。
四、吾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与其作一个学这个学那个的郑苏盦、陈伯严，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之。
……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过了几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这时我已开始作白话诗歌。诗还不曾做得几首，诗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时我想起陆游有一句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我觉得这个意思恰和我的实验主义反对，故用“尝试”两字作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要看“尝试”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时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心中只有一点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须单身匹马而往”，我平时所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但是我若没有这一班朋友和我打笔墨官司，我也决不会有这样的尝试决心。庄子说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当时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乐趣，觉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写信答朱经农（信）中有一段说：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话，（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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