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选》的工作起于三年之前,中间时有间断,然此书费去的时间却已不少。我本想还搁一两年,等我的见解更老到一点,方才出版。但今年匆匆出国,归国之期遥遥不可预定,有些未了之事总想作一结束,使我在外国心中舒服一点。所以我决计把这部书先行付印。有些地方,本想改动;但行期太匆忙,我竟无法细细修改,只好留待将来再版时候了。
我本想作一篇长序,但去年写了近两万字,一时不能完功,只好把其中的一部份——《词的起原》——抽出作一个附录,其余的部分也须待将来补作了。
今天从英国博物院里回来,接着王云五先生的信,知道此书已付印,我想趁此机会写一篇短序,略略指出我选词的意思。有许多见解,已散见于各词人的小传之中了;我在此地要补说的,只是我这部书中选择去取的大旨。
我深信,凡是文学的选本都应该表现选家个人的见解。今年朱彊邨先生选了一部《宋词三百首》,那就代表朱先生个人的见解;我这三百多首的五代宋词,就代表我个人的见解。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词选》就代表我对于词的历史的见解。
我以为词的历史有三个大时期:
第一时期:自晚唐到元初(850——1250),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
第二时期:自元到明、清之际(1250——1650),为曲子时期。
第三时期:自清初至今日(1650——1900)为模仿填词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词的“本身”的历史。第二个时期是词的“替身”的历史,也可说是他“投胎再世”的历史。第三个时期是词的“鬼”的历史。
词起于民间,流传于娼女歌伶之口,后来才渐渐被文人学士采用,体裁渐渐加多,内容渐渐变丰富。但这样一来,词的文学就渐渐和平民离远了。到了宋末的词,连文人都看不懂了,词的生气全没有了。词到了宋末,早已死了。但民间的娼女歌伶仍旧继续变化他们的歌曲,他们新翻的花样就是“曲子”。他们先有“小令”,次有“双调”,次有“套数”。套数一变就成了“杂剧”;“杂剧”又变为明代的剧曲。这时候,文人学士又来了;他们也做“曲子”,也做剧本;体裁又变复杂了,内容又变丰富了。然而他们带来的古典,搬来的书袋,传染来的酸腐气味又使这一类新文学渐渐和平民离远,渐渐失去生气,渐渐死下去了。
清朝的学者读书最博,离开平民也最远。清朝的文学,除了小说之外,都是朝着“复古”的方面走的。他们一面做骈文,一面做“词的中兴”的运动。陈其年、朱彝尊以后,二百多年之中很出了不少的词人。他们有学花间的,有学北宋的,有学南宋的;有学苏、辛的,有学白石、玉田的,有学清真的,有学梦窗的。他们很有用全力做词的人,他们也有许多很好的词,这是不可完全抹杀的。然而词的时代早过去了四百年了。天才与学力终归不能挽回过去的潮流。三百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
所以这个时代可说是词的鬼影的时代;潮流已去,不可复返,这不过是一点之回波,一点之浪花飞沫而已。
我的本意想选三部长短句的选本:第一部是《词选》,表现词的演变;第二部是《曲选》,表现第二时期的曲子;第三部是《清词选》,代表清朝一代才子借词体表现的作品。
这部《词选》专表现第一个大时期。这个时期,也可分作三个段落:
(1)歌者的词
(2)诗人的词
(3)词匠的词
苏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
《花间集》五百首,全是为娼家歌者作的,这是无可疑的。不但《〈花间集〉序》明明如此说;即看其中许多科举的鄙词,如《喜迁莺》《鹤冲天》之类,便可明白。此风直到北宋盛时,还不曾衰歇。柳耆卿是长住在娼家,专替妓女乐工作词的。晏小山的词集自序也明明说他的词是作了就交与几个歌妓去唱的。这是词史的第一段落。这个时代的词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二百年的词都是无题的: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标题;题底也许别有寄托,但题面仍不出男女的艳歌;所以也不用特别标出题目。南唐李后主与冯廷巳出来之后,悲哀的境遇与深刻的感情自然抬高了词的意境,加浓了词的内容;但他们的词仍是要给歌者去唱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始终不曾脱离平民文学的形式。北宋的词人继续这个风气,所以晏氏父子与欧阳永叔的词都还是无题的。他们在别种文艺作品上,尽管极力复古,但他们作词时,总不能不采用乐工娼女的语言声口。
这时代的词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家都接近平民的文学,都采用乐工娼女的声口,所以作者的个性都不充分表现,所以彼此的作品容易混乱。冯廷巳的词往往混作欧阳修的词;欧阳修的词也往往混作晏氏父子的词。(周济选词,强作聪明,说冯廷巳小人,决不能作某首某首《蝶恋花》!这是主观的见解;其实“几日行云何处去”一类的词可作忠君解,也可作患得患失解。)
到了十一世纪的晚年,苏东坡一班人以绝顶的天才,采用这新起的词体,来作他们的“新诗”。从此以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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