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1月10日，达尔文校完了他的《物类由来》第六版的稿子。这部思想大革命的杰作，已出版了十三年了。他的《人类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也出版了一年了。《物类由来》出版以后，欧美的学术界都受了一个大震动。十二年的激烈争论，渐渐的把上帝创造的物种由来论打倒了，故赫胥黎（Huxley，1825——1895）在1871年曾说，“在十二年中，《物类由来》在生物学上做到了一种完全的革命，就同牛顿的天文学上做到的革命一样”。但当时的生物学者及一般学者虽然承认了物种的演化，还有许多人不肯承认人类也是由别的物种演化出来的。人类由来的主旨只是老实指出人类也是从猴类演化出来的。这部书居然销售很广，而且很快：第一年就销了二千五百部。这时候，德国的赫克尔（Haeckel）也在他的Naturliche Sch pfungs Geschichte中极力主张同样的学说。当日关于这个问题——物类的演化——的争论，乃是学术史上第一场大战争。十年之后（1882），达尔文死时，英国人把他葬在卫司敏德大寺里，与牛顿并列，这可见演化论当日的胜利了。
1872年六版的《物类由来》，乃是最后修正本。达尔文在这一版的页四二四中，加了几句话：
前面的几段，以及别处，有几句话，隐隐的说自然学者相信物类是分别创造的。很有人说我这几句话不该说。但我不曾删去它们，因为它们的保存可以记载一个过去时代的事实。当此书初版时，普通的信仰确是如此的。现在情形变了，差不多个个自然学者都承认演化的大原则了。（《达尔文传》二，三三二）
当1859年《物种由来》初出时，赫胥黎在《泰晤士报》上作了一篇有力的书评，最末的一节说：达尔文先生最忌空想，就同自然最怕虚空的一样（“自然最怕虚空”Nature abhors a vacuum乃是谚语）。他搜求事例的殷勤，就同一个法学者搜求例案一样。他提出的原则，都可以用观察与实验来证明的。他要我们跟着走的路，不是一条用理想的蜘蛛网丝织成的云路，乃是一条用事实砌成的大桥。那么，这条桥可以使我渡过许多知识界的陷坑；可以引我们到一个所在，那个所在没有那些虽娇艳动人而不生育的魔女——叫做最后之因的——设下的陷人坑。古代寓言中说一个老人最后吩咐他的儿子的话是：“我的儿子，你们在这葡萄园里掘罢。”他们依着老人的话，把园子都掘遍了；他们虽不曾寻着窖藏的金，却把园地锄遍了，所以那年的葡萄大熟，他们也发财了（《赫胥黎论文》，二，页一一〇）。
这一段话最会形容达尔文的真精神。他的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就是一种新的实证主义的精神。他打破了那求“最后之因”的方法，使我们从实证的方面去解决生物界的根本问题。
达尔文在科学方面的贡献，他的学说在这五十年里的逐渐证实与修正，——这都是五十年的科学史上的材料，我不必在这里详说了。我现在单说他在哲学思想上的影响。
达尔文的主要观念是：“物类起于自然的选择，起于生存竞争中最适宜的种族的保存。”他的几部书都只是用无数的证据与事例来证明这一个大原则。在哲学史上，这个观念是一个革命的观念；单只那书名——《物类由来》——把“类”和“由来”连在一块，便是革命的表示。因为自古以来，哲学家总以为“类”是不变的，一成不变就没有“由来”了。例如一粒橡子，渐渐生芽发根，不久满一尺了，不久成小橡树了，不久成大橡树了。这虽是很大的变化，但变来变去还只是一株橡树。橡子不会变成鸭脚树，也不会变成枇杷树。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还如此。这个变而不变之中，好像有一条规定的路线，好像有一个前定的范围，好像有一个固定的法式。这个法式的范围，亚里士多德叫他做“哀多斯”（Eidos），平常译作“法”。中古的经院学者译作“斯比西斯”（Species），正译为“类”（关于“法”与“类”的关系，读者可参看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页二〇六）。这个变而不变的“类”的观念，成为欧洲思想史的唯一基本观念。学者不去研究变的现象，却去寻现象背后的那个不变的性。那变的，特殊的，个体的，都受人的轻视；哲学家很骄傲的说：“那不过是经验，算不得知识。”真知识须求那不变的法，求那统举的类，求那最后的因（亚里士多德的“法”即是最后之因）。
十六七世纪以来，物理的科学进步了，欧洲学术界渐渐的知道注重个体的事实与变迁的现象。三百年的科学进步，居然给我们一个动的变的宇宙观了。但关于生物，心理，政治的方面；仍然是“类不变”的观念占优胜。偶然有一两个特别见识的人，如拉马克（Lamarck）之流，又都不能彻底。达尔文同时的地质学者，动物学者，植物学者，都不曾打破“类不变”的观念。最大的地质学家如来尔（Lyell）——达尔文的至好朋友，——何尝不知道大地的历史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物？但他们总以为每一个地质的时代的末期必有一个大毁坏，把一切生物都扫去；到第二个时代中，另有许多新物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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