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初次应用这方法，在百忙中批评古史的全部，也许不免有些微细的错误。但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他的方法所以总括成下列的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他举的例子是“禹的演进史”。
禹的演进史，至今没有讨论完毕，但我们不要忘了禹的问题只是一个例子，不要忘了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
我在几年前也曾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一个历史问题——井田制度。我把关于井田制度的种种传说，依出现的先后，排成一种井田论的演进史。
（1）《孟子》的井田论很不清楚，又不完全。
（2）汉初写定的《公羊传》只是“什一而藉”一句。
（3）汉初写定的《谷梁传》说的详细一点，但只是一些“望文生义”的注语。
（4）汉文帝时的《王制》是依据《孟子》而稍加详的，但也没有分明的井田制。
（5）文、景之间的《韩诗外传》演述《谷梁传》的话，做出一种清楚分明的井田论。
（6）《周礼》更晚出，里面的井田制就很详细，很整齐，又很烦密了。
（7）班固的《食货志》参酌《周礼》与《韩诗》的井田制，并成一种调和的制度。
（8）何休的《公羊解诂》更晚出，于是参考《孟子》《王制》《周礼》《韩诗》的各种制度，另做成一种井田制。（看初排本《胡适文存》二，页二六四——二八一。）
这一个例也许可以帮助读者明了顾先生的方法的意义，所以我引他在这儿，其实古史上的古史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的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牺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
第三，我们既申说了顾先生的根本方法，也应该考察考察刘掞藜先生的根本态度与方法。刘先生自己说：
我对于古史只采取“察传”的态度，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读书杂志》十三期）
他又说：
我对于经书或任何子书，不敢妄言，但也不敢闭着眼睛，一笔抹杀；总须度之以情，验之以理，决之以证。
这话粗看上去似乎很可满人意了。但仔细看来，这里面颇含有危险的分子。“断之以证”固是很好，但“情”是什么？“理”又是什么？刘先生自己虽没有下定义，但我们看他和钱玄同先生讨论的话，一则说：
但是我们知道文王至仁。
再则说：
我们也知道周公至仁。
依科学的史家的标准，我们要问，我们如何知道文王、周公的至仁呢？“至仁”的话是谁说的？起于什么时代？刘先生信“文王至仁”为原则，而以“执讯连连，攸馘安安”为例外；又信“周公至仁”为原则，而以破斧缺斨为例外。不知在史学上，《皇矣》与《破斧》之诗正是史料，而至仁之说却是后起的传说变成的成见。成见久据于脑中，不经考察，久而久之便成了情与理了。
刘先生列举情、理、证，三者，而证在最后一点。他说“参之以情”，又说“度之以情”。崔述曾痛论这个方法的危险道：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往往迳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岂有当乎？（《考信录·提要》上，四）
作《皇矣》诗的人并无“王季、文王是纣臣”的成见，作《破斧》诗的人也并无“周公圣人”的成见；而我们生在几千年后，从小就灌饱了无数后起的传说，于今戴着传说的眼镜去读诗，自以为“度之以情”，而不知只是度之以成见呵。
至于“验之以理”，更危险了。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果我们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事物，那样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观的意见。例如刘先生断定《国语》《左传》说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谷百蔬的话不是凭空杜撰的，他列举二“理”，证明烈山氏时有“殖百谷百蔬”的可能。他所谓“理”，正是我们所谓“意见”。如他说：
人必藉动植物以生；既有动植物矣，则必有谷有蔬也无疑。夫所谓种植耕稼者，不过以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扫荒秽，培所欲之植物而已。此植物即所谓“百谷百蔬”也。（《读书杂志》十五，圈点依原文）
这是全无历史演进眼光的臆说。稍研究人类初民生活的人，都知道一技一术在今日视为“不过一举手一投足之劳”的，在初民社会里往往须经过很长的时期而后偶然发明。“藉动植物以生”是一件事，而“种植耕稼”另是一件事。种植耕稼须假定（1）辨认种类的能力，（2）预料将来收获的能力，（3）造器械的能力，（4）用人工补助天行的能力，（5）比较有定居的生活，……等等条件备具，方才有农业可说。故治古史的人，若不先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决不能了解先民创造一技一艺时的艰难，正如我们成年的人高谈阔论而笑小孩子牙牙学语的困难；名为“验之以理”，而其实仍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
最后是“断之以证”。在史学上证据固然最重要，但刘先生以情与理揣度古史，而后“断之以证”，这样的方法很有危险。我们试引刘先生驳顾先生论古代版图一段做例。《尧典》的版图有交趾，顾先生疑心那是秦、汉的疆域。刘先生驳他道：
就我所知，春秋之末，秦汉之前，竟时时有人道及交趾，甚且是尧舜抚有交趾。
他引四条证据：
（a）《墨子·节用中》（b）《尸子》佚文
（c）《韩非子·十过》（d）《大戴礼记·少闲》
《大戴礼》是汉儒所作，刘先生也承认。前面三条，刘先生说“总可认为战国时文”。——这一层我们姑且不和他辨；我们姑且依他承认此三条为“战国时文”。依顾先生的方法，这三条至多不过证明战国时有人知有交趾罢了。然而刘先生的“断之以证”的方法却真大胆！他说：
知有交趾，则是早已与交趾有关系了。但是我们知道春秋、东周、西周、商、夏都与交趾没有来往，是墨子、尸子、韩非等所言，实由尧之抚有交趾也（圈是我加的）。
战国时的一句话即使是真的，便可以证明二千年前的尧时的版图，这是什么证据？况且刘先生明明承认“春秋、东周、西周、商、夏都与交趾没有来往”；若依顾先生的方法，单这一句已可以证明《尧典》为秦汉时的伪书了。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4）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
刘先生对于这一层，似乎不很讲究。如他上文举的三条证据，（a）《墨子·节用篇》屡称“子墨子曰”自然不是“春秋之末”的作品。（b）尸佼的有无，本不可考；《尸子》原书已亡，依许多佚文看来，此书大概作于战国末年，或竟是更晚之作。（c）《韩非子》一书本是杂湊起来的；《十过》一篇，中叙秦攻宜阳一段，显然可证此篇不是韩非子所作，与《初见秦》等篇同为后人伪作的。而刘先生却以为“以韩非之疑古，犹且称道之。”不知《显学》篇明说“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五蠹》篇明说“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即用此疑古的两篇作标准，已可以证明《十过篇》之为伪作而无疑。这些东西如何可作证据用呢？
以上所说，不过是我个人的读后感。内中颇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讳饰了。但我对于刘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对他的批评，全无恶感，只有责备求全之意，只希望他对他自己治史学的方法有一种自觉的评判，只希望他对自己搜来的材料也有一种较严刻的评判，而不仅仅奋勇替几个传说的古圣王作辩护士。行文时说话偶有不检点之处，我也希望他不至于见怪。
（十三，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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