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十，三，二七，初稿十，十一，十二，改定稿）
（附记）初稿曾附录《寄蜗残赘》一则：
《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年间。……相传其书出汉军曹雪芹之手，嘉庆年间，逆犯曹纶即其孙也。灭族之祸，实基于此。
这话如果确实，自然是一段很重要的材料，因此我就去查这一桩案子的事实。
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天理教的信徒林清等勾通宫里的小太监，约定于九月十五日起事，乘嘉庆帝不在京城的时候，攻入禁城，占据皇宫。但他们的区区两百个乌合之众，如何能干这种大事？所以他们全失败了，林清被捕，后来被磔死。
林清的同党之中，有一个独石口都司曹纶和他的儿子曹幅昌都是很重要的同谋犯，那年十月己未的上谕说：
前因正黄旗汉军兵丁曹幅昌从习邪教，与知逆谋。……兹据讯明，曹幅昌之父曹纶听从林清入教，经刘四等告知逆谋，允为收众接应。曹纶身为都司，以四品职官习教从逆，实属猪狗不如，罪大恶极！……
那年十一月中，曹纶等都被磔死。
清礼亲王昭梿是当日在紫禁城里的一个人，他的《啸亭杂录》卷六记此事有一段说：
有汉军独石口都司曹纶者，侍郎曹瑛后也，（瑛字一本或作寅。）家素贫，尝得林清佽助，遂入贼党。适之任所，乃命其子曹幅昌勾结不轨之徒，许为城中内应。……曹幅昌临刑时，告刽子手曰：“我是可交之人，至死不卖友以求生也！……”
《寄蜗残赘》说曹纶是曹雪芹之孙，不知是否根据《啸亭杂录》说的。我当初已疑心此曹瑛不是曹寅，况且官书明说曹瑛是正黄旗汉军，与曹寅不同旗。前天承陈筱庄先生（宝泉）借我一部《靖逆记》（兰簃外史纂，嘉庆庚辰刻），此书记林清之变很详细。其第六卷有《曹纶传》，记他家世系如下：
曹纶，汉军正黄旗人。曾祖金铎，官骁骑校；伯祖瑛，历官工部侍郎；祖，云南顺宁府知府；父廷奎，贵州安顺府同知。……廷奎三子，长绅，早卒；次维，武供院工匠，次纶，充整仪卫，擢治仪正，兼公中佐领，升独石口都司。
此可证《寄蜗残赘》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十，十一，十二）
一
我在《〈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胡适文存》卷三，页一八五——二四九）里，曾根据于《雪桥诗话》《八旗文经》《熙朝雅颂集》三部书，考出下列的几件事：（1）曹雪芹名霑，不是曹寅的儿子，是曹寅的孙子（页二一二）。（2）曹雪芹后来很贫穷，穷的很不像样了。（3）他是一个会作诗又会绘画的人。（4）他在那贫穷的境遇里，纵酒狂歌，自己排遣那牢骚的心境（以上页二一五——二一六）。（5）从曹雪芹和他的朋友敦诚弟兄的关系上看来，我说“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又说“我们可以猜想雪芹……大约生于康熙未叶（约1715——1720）；当他死时，约五十岁左右”。
我那时在各处搜求敦诚的《四松堂集》，因为我知道《四松堂集》里一定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我虽然承认杨钟羲先生（《雪桥诗话》）确是根据《四松堂集》的，但我总觉得《雪桥诗话》是“转手的证据”，不是“原手的证据”。不料上海北京两处大索的结果，竟使我大失望。到了今年，我对于《四松堂集》，已是绝望了。有一天，一家书店的伙计跑来说：“《四松堂诗集》找着了！”我非常高兴，但是打开书来一看，原来是一部《四松草堂诗集》，不是《四松堂集》。又一天，陈肖庄先生告诉我说，他在一家书店里看见一部《四松堂集》。我说，“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罢？”陈先生回去一看，果然又错了。
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剥的旧书笺上题着“四松堂集”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唯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时的校改，删削的记号。最重要的是这本子里有许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诗文，凡是已刻的，题上都印有一个“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题上都帖着一块小红笺。题下注的甲子，都被编书的人用白纸块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我这时候的高兴，比我前年寻着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时的高兴，还要加好几倍了！
卷首有永恚（也是清宗室里的诗人，有《神清室诗稿》）、刘大观、纪昀的序，有敦诚的哥哥敦敏作的小传。全书六册，计诗两册，文两册，《鹪鹩庵笔麈》两册。《雪桥诗话》《八旗文经》《熙朝雅颂集》所采的诗文都是从这里面选出来的。我在《考证》里引的那首“寄怀曹雪芹”，原文题下注一“霑”字，又“扬州旧梦久已绝”一句，原本绝字作觉，下帖一笺条，注云：“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雪桥诗话》说曹雪芹名霑，为楝亭通政孙，即是根据于这两条注的。又此诗中“蓟门落日松亭尊”一句，尊字原本作樽，下注云：“时余在喜峰口。”按敦敏作的小传，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敦诚在喜峰口。此诗是丁丑年作的。又《考证》引的“佩刀质酒歌”虽无年月，但其下第二首题下注“癸未”，大概此诗是乾隆二十六年壬午作的。这两首之外，还有两首未刻的诗：
（1）赐曹芹圃（注）即雪芹。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这诗使我们知道曹雪芹又号芹圃。前三句写家贫的状况，四句写盛衰之感。（此诗作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2）挽曹雪芹，（注）甲申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怜（适按，此二句又见于《鹪鹩庵笔麈》，杨钟羲先生从《笔麈》里引入《诗话》；杨先生也不曾见此诗全文）。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然坰。
这首诗给我们四个重要之点：
（1）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我在《考证》说他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只差了一年。
（2）曹雪芹死时只有“四十年华”。这自然是个整数，不限定整四十岁。但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假定他死时年四十五岁，他的生时当康熙五十八年（1719）。《考证》里的猜测还不算大错。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声明一句。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3），下距乾隆甲申，凡五十一年。雪芹必不及见曹寅了。敦诚“寄怀曹雪芹”的诗注说“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有一点小误。雪芹曾随他的父亲曹在江宁织造任上。曹做织造，是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1715-1728）；雪芹随在任上大约有十年（1719-1728）。曹家三代四个织造，只有曹寅最著名。敦诚晚年编集，添入这一条小注，那时距曹寅死时已七十多年了，故敦诚与袁枚有同样的错误。
（3）曹雪芹的儿子先死了，雪芹感伤成病，不久也死了。据此，雪芹死后，似乎没有后人。
（4）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飘零”的“新妇”。
这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呢？那就不容易猜想了。
《四松堂集》里的重要材料，只是这些。此外还有一些材料，但都不重要。我们从敦敏作的小传里，又可以知道敦诚生于雍正甲寅（1734），死于乾隆戊申（1791），也可以修正我的考证里的推测。
我在四月十九日得着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两天，蔡孑民先生又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诗社里借来的。刻本共五卷：
卷一，诗一百三十七首。
卷二，诗一百四十四首。
卷三，文三十四篇。
卷四，文十九篇。
卷五，《鹪鹩庵笔麈》八十一则。
果然凡底本里题上没有“刻”字的，都没有收入刻本里去。这更可以证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贵了。蔡先生对于此书的热心，是我很感谢的。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着底本之日。我寻此书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我手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十一，五，三）
二
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
蔡孑民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是对于我的《〈红楼梦〉考证》的一篇“商榷”。他说：
知其（红楼梦）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逢魔魇而推为允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孙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其他如元春之疑为徐元文，宝蝉之疑为翁宝林，则以近于孤证，始不列入。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近读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实不敢承认。
关于这一段“方法论”，我只希望指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适用于《红楼梦》的。有几种小说是可以采用蔡先生的方法的。最明显的是《孽海花》。这本是写时事的书，故书中的人物都可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陈千秋即是田千秋，孙汶即是孙文，庄寿香即是张香涛，祝宝廷即是宝竹坡，潘八瀛即是潘伯寅，姜表字剑云即是江标字剑霞，成煜字伯怡即是盛昱字伯熙。其次，如《儒林外史》，也有可以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的。如马纯上之为冯粹中，庄绍光之为程绵庄，大概已无可疑。但这部书里的人物，很有不容易猜的：如向鼎，我曾猜是商盘，但我读完《质园诗集》三十二卷，不曾寻着一毫证据，只好把这个好谜牺牲了。又如杜少卿之为吴敬梓，姓名上全无关系；直到我寻着了《文木山房集》，我才敢相信。此外，金和跋中举出的人，至多不过可供参考，不可过于信任（如金和说吴敬梓诗集未刻，而我竟寻着乾隆初年的刻本）。《儒林外史》本是写实在人物的书，我们尚且不容易考定书中人物，这就可见蔡先生的方法的适用是很有限的了。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历史的小说如《三国志》，传奇的小说如《水浒传》，游戏的小说如《西游记》，都是不能用蔡先生的方法来推求书中人物的。《红楼梦》所以不能适用蔡先生的方法，顾颉刚先生曾举出两个重要理由：
（1）别种小说的影射人物，只是换了他姓名，男还是男，女还是女，所做的职业还是本人的职业。何以一到《红楼梦》就会男变为女，官僚和文人都会变成宅眷？
（2）别种小说的影射事情，总是保存他们原来的关系。何以一到《红楼梦》，无关系的就会发生关系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宝玉为允礽，黛玉为朱竹垞，薛宝钗为高士奇，试问允礽和朱竹垞有何恋爱的关系？朱竹垞与高士奇有何吃醋的关系？
顾先生这话说的最明白，不用我来引申了。蔡先生曾说，“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指吴敬梓）且用之，安见汉军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这个比例（类推）也不适用，正因为《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不是同一类的书。用“品性，轶事，姓名”三项来推求《红楼梦》里的人物，就像用这个方法来推求《金瓶梅》里西门庆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结果必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我对于蔡先生这篇文章，最不敢赞同的是他的第二节。这一节的大旨是：
惟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
蔡先生的意思好像颇轻视那关于“作者之生平”的考证。无论如何，他的意思好像是说，我们可以不管“作者之生平”，而考证“著作之内容”。这是大错的。蔡先生引《托尔斯泰传》中说的“凡其著作无不含自传之性质；各书之主人翁……皆其一己之化身；各书中所叙他人之事，莫不与其己身有直接之关系。”试问作此传的人若不知“作者之生平”，如何能这样考证各书的“情节”呢？蔡先生又引各家关于Faust的猜想，试问他们若不知道Goetne的“生平”，如何能猜想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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