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而且这些人大半是刚满学徒期限的，他们全都希望能够升级。那些在全部服务年限中一直留在最低一级的人，只占生产大军人数中极小一部分，他们一般对自己的等级不够关心，在才能方面也无法使自己的地位得到提高。
“一个工人甚至也不一定要升到较高的等级，才能尝到荣耀的味道。根据提升等级的要求，每个工人需要在工作上有全面良好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对于各行业中还不够升级条件而成绩良好的人，则给以公开表扬，或者给以各种奖励，对于有特殊贡献和某方面作出成绩的人，也是如此。不仅在每等中，而且在每级中，也还有许多次要的荣誉地位，各自成为推动集体努力的刺激因素。我们要使得任何一种长处都不致被完全忽略过去。
“有些人由于动机不纯，对工作十分懒惰，表现确实很坏，甚或有其他公然玩忽职务的行为，对于这些人，生产大军的纪律是很严格的，绝不允许这类情况存在。一个有能力完成任务却坚持拒绝工作的人，将被单独监禁起来，饮食只限于面包和水，直到他改悔为止。
“生产大军中最低一等的职员，例如副领班或队长，是从工作满两年的一等一级的工人中选任的。由于选拔的范围太广，因此，只有这级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工人才能有此机会。这样，只有年近三十的人才能当选担任领导工作。当一个人作了职员以后，当然不是靠他本人的工作效率来评定他的成绩，而是根据他所领导的这些人的工作来评定的。领班是从副领班中任命的，同样限于少数条件适合的人。对于更高等级的职员的任命，办法又不相同，要在这里说清楚，话就太长了。
“当然啰，我所说的这种分等级的制度，对于你们那时代的小规模生产组织是不适用的，因为在某些企业中，即使每级只有一个人，恐怕工人也不够分配哩。请不要忘记，在全国性的劳动组织下，一切产业部门都是靠很多人来工作的，因为你们那时的许多农场和工场现在都合并成一个了。正因为各种生产组织都完全依靠庞大的规模，在国内各地都有相同的机构，所以我们才能通过交换和调派的办法，使每人几乎都可以从事他最能发挥所长的工作。
“现在，韦斯特先生，根据我就这方面的特点所说的大概情形，你可以想一想，那些需要特殊鼓励才能尽力工作的人，在我们的制度下，是否会感到缺少这种鼓励呢。至于那些不论是否愿意而不得不工作的人，难道你不承认，他们在这种制度下将会由于有力的推动而尽力工作吗？”
我答复利特医生说：在我看来，如果要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那就是这些鼓励的办法太猛了，替青年人规定的步调也太快了，并且在尊重你们意见的情况下，容我再说一句，尽管我同你们相处较久，对整个问题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我的意见仍旧未变。
但是，利特医生却希望我对这问题加以考虑。其实我也会不假思索地说：既然工人的生活并不取决于他的等级，因此尽管他渴望升级，他在失望之余也不会感到难受；何况工作时间很短，有定期休假，而且到了中年，在四十五岁时，一切竞赛全都停止——所有这些也许足以答复我的反对意见了。
“另外还有两三点也该说一下，”他又说，“以免引起你的误会。首先，你要知道，这种提升比较干练的工人而不提升较差的工人的制度，绝不违背我们社会制度的基本观念，而且不论成就的大小，凡是尽最大努力工作的人，都同样应该受到奖励。我曾经说明，这种制度使工人抱有升级的希望，因此对于能力强弱不同的工人来说，都有同样鼓励的作用。另一方面，选拔能力较强的工人为领导者，也丝毫不是为了要谴责那些能力较低的工人，而是为了大家的福利着想。
“同时也不要因为我们的制度充分利用竞赛来作为鼓励的动力，你就以为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能够吸引品格高尚的人的动力，或是值得他们接受的动力。像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工作动力是内在的，并不依靠外力，他们按照自己的才能来衡量应负的责任，并不以别人的才能为转移。只要他们自己的成就和他们的能力相称，那么，在他们看来，偶然因为成就大而会受到表扬或是成就小而会受到指责，都是不合理的。对于具有这种品质的人来说，竞赛在理性上显得荒谬，在道德上也很卑鄙，因为它使人们对别人的成功表示忌妒而不是赞扬，对别人的失败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而不加以惋惜。
“不过，即使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达到这样高的道德标准，对于一般道德标准不高的人，必需采用能适合他们那种低下本性的鼓励办法。于是，对这些人来说，便需要用最剧烈的竞赛来作为经常的动力了。那些需要这种动力的人会感觉到它的存在，而那些不受这种动力影响的人也就并不感到需要了。”
“还有一点不该遗漏的，”医生接着说下去，“就是对于那些在身心方面有缺陷的人，由于他们不能同大部分的工人在一起公平合理地定级，我们规定了单独的等级，同其他等级划分开来。这就是一种病残队。让他们做些适于他们体力的轻易工作。所有在精神和身体方面有病的人，所有聋子、哑子、瘸子、瞎子和残废者甚至疯子，都列入这一队，佩带着病残队的徽章。他们当中最强壮的人通常差不多也能做一个普通人的工作，那些最衰弱的人当然什么也不能做了。不过，凡是能做些事情的人，谁也不愿闲着。即使是一些疯癫的人，当他们神志清醒时，也是非常愿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
“设立这个病残队，真是一个好主意，”我说。“即使是一个来自十九世纪的野蛮人，也能体会到它的好处。这是使慈善事业不露形迹的一种巧妙的办法，受到这种待遇的人在情感上一定能够很愉快地接受。”
“慈善事业！”利特医生重复着我的话。“你以为我们把这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当作慈善事业的对象吗？”
“当然啰，”我说，“因为他们是没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生活的。”
说到这里，利特医生立即打断我的话。
“谁能够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呢？”他追问。“在文明的社会里，根本就没有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这回事。在一个甚至还不懂得家庭组织的野蛮社会里，个人也许可能自给自足，可是，尽管如此，也只限于他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人们一旦开始过共同生活，即使在组成最低级的社会组织的时候，自给自足也就变为不可能了。等到人类越来越文明，各种职业和工作也分得更细，人们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就成为普遍的法则了。每一个人，不论他的职业具有怎样的独立性，是一个庞大生产协作组织的一部分，即使这个组织像国家以至全人类那么大，也是如此。人类相互依赖的必要性决定了互相帮助的义务和保证；你们那时候没有这样做，这就是你们制度的最残酷、最不合理的地方。”
“这也许都是事实，”我回答，“但是这和那些对工业生产不能有任何贡献的人，却毫不相干。”
“我在早晨确实告诉过你，至少我这样记得，”利特医生答道，“一个人之所以有权利享受国家的供应，就因为他是一个人，只要他尽了最大努力就行了，至于健康状况和体力强弱，我们是不问的。”
“你曾这样说过，”我答道，“不过，我以为这个原则只适用于能力不同的工人。对于那些完全不能工作的人，也这么办吗？”
“他们不也是人吗？”
“那么，这样看来，瘸子、瞎子、病人和失去工作能力的人，都同工作能力最强的人过着同样舒适的生活，有着相同的收入吗？”
“当然啰！”他回答。
“这种大规模办慈善事业的想法，”我说，“一定会使我们当时最热心的慈善家惊讶不置。”
“如果你的家里有个生病的兄弟，”利特医生答道，“他不能工作，你会不会让他吃较差的食物，住较坏的房屋，穿比较破旧的衣服，一切都不如你呢？很可能你还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你也不会想到把这种事情叫做慈善事业吧。在这方面，倘若有人使用这个名词，难道你不会生气吗？”
“当然是这样，”我回答，“不过情形是不同的。固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这种一般的所谓兄弟关系，只不过是说得好听一点的辞令罢了，不论在情感上或义务上，都不能同真正的骨肉关系相提并论的。”
“又是十九世纪的论调了！”利特医生喊道。“嗨，韦斯特先生，可见你这一觉确是睡得很长久了。你把我们今天的文明和你们当时的文明对比一下，可能会觉得我们的文明有不可思议之处，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使你明了，那么，我应该说，全民族的休戚相关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在你们看来，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辞令，而在我们的思想感情上，却像骨肉关系那样真实，那样重要。
“但是，即使把那种观念撇开不谈，我也弄不明白，你们对于那些不能工作的人完全有权利依靠那些能够工作的人的产品来生活这一点，为什么要那么惊奇。即使在你们那个时代，和我们生产大军的服务相类似的保卫国家的兵役义务，也是落在那些能够担任的人们身上的，对于那些力不胜任的人，也并没有因此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没有人会说他们不该有权利留在家里，受到在外作战的人的保护，或因此看轻他们。所以现在，我们要求那些有能力的人从事生产工作，但并不因此剥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的公民特权，这种特权现在就指的是人的生活必需品。一个工人并不因为他工作才算是一个公民，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公民所以才要工作。你们承认强健的人有义务去替体弱的人打仗，我们现在已不再有战争了，我们认为他就有义务为体弱的人工作。
“如果某种解决办法留下了一部分问题不能解决，那还算是什么解决办法呢？假使我们把瘸子、病人和瞎子都排斥出去，让他们同野兽为伍，自谋生路，那么，我们对于人类的社会问题就根本没有得到解决。与其把这些残废者置之不顾，倒不如不顾那些强壮的和健全的人。即使我们疏忽了别人，我们对于残废者也必须同情，给以安排，使他们身心愉快。因此，像我早晨告诉你的那样，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之所以有权享受生活资料，显明而简单的理由恰恰就在于他们是一个民族的同胞——一个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就凭这点，每人都有权获得生活来源。
“我认为，你们那个时代的文明特征和现代观念最不相符的一点，就是你们对于不能独立生活的那些人的忽视。即使你们没有怜悯心，没有同胞的感情，你们那时怎么会不知道，让这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得不到照料，就是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呢？”
“关于这点，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我说。“我承认这部分人有权要求人们的同情，但是，他们什么都不生产，怎么能有权要求分享生产成果呢？”
利特医生这样回答我：“你们的工人能够比许多野蛮人生产更多的物品，究竟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完全是因为继承了人类过去的智慧和成果，坐享其成地使用了经过几千年的创造而形成的社会机构吗？这种知识和机构在你们产品中所创造的价值，同你们自己的贡献是九与一之比，而你们又是怎样拥有这些东西的呢？你们继承了这份遗产，是不是呢？而另外这些人，这些受到你们排斥的不幸的残废的兄弟们，难道不也和你们一样是这份遗产的共同继承者吗？你们是怎样对待他们应享受的那份权利的呢？你们拿点面包皮去打发那些理应享受遗产的人们，难道说这不是掠夺他们吗？你们把面包皮称之为慈善事业，这不是在掠夺之外又加上一层侮辱吗？”
“噢，韦斯特先生，”利特医生见我沉默不语，接着又说，“先不谈用什么公正和友爱的态度来对待那些身心不健全的人的问题，我不能理解的是，既然你们那个时代的工人知道自己的儿女后代如果运气不好，会得不到舒适的生活，甚或得不到生活必需品，他们又怎能安心工作。我很难理解，既然这种制度使他们比身心不健全的人获得更多的收入，有儿女的人为什么会赞成这样一种制度。因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固然使父亲得到好处，但是他爱之如命的儿子可能在身心方面不如别人，因而就只能以面包皮糊口，沦为乞丐了。人们又怎样敢留下儿女呢，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个道理。”
附注：虽然利特医生在前一晚上的谈话中强调应该尽力促使每人明确自己的特长，并根据特长选择职业，但是直到我了解各行各业的工人的收入都相同以后，方才认识到这是完全行得通的，而且，由于每人都选定自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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