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相应地使劳动力闲置不用。而且，商业调整中的每一个变化，商业或制造业情况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变动，往往使得许多人失业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至于在最繁荣时期内每年发生的无数商业破产所造成的失业，那就更不必说了。大批的求职者经常在国内游荡，终于成为专门的流浪者，甚至沦为罪犯。成群的失业者几乎一年四季都呼喊着：‘给我们工作！’而在商业萧条的季节里，这群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铤而走险，使政府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在这样一个普遍贫困、各种物资都告缺乏的时代里，资本家不得不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以求获得一个可靠的机会来投资，另一方面，工人们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暴动和纵火；这样看来，还有什么能比这一事实更确切地证明私人企业制度根本无法成为富国之道呢？”
“说到这里，韦斯特先生，”利特医生接着说，“我希望你能记住，我所谈的这几点，表明了我们没有私人企业制度的某些致命的缺陷和极端的软弱性，因此，只是从消极方面来证明国有生产组织的长处。你必须承认，单凭这些，已经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现在要比你们当时富裕得那么多。可是，我们超过你们的更多的优点，也就是积极的一面，我还没有说出来哩。假定私人企业制度没有我所说的那些大漏洞；就是说，假定没有那种由于对需求判断错误而经营失当以及对生产领域不能全面了解而引起的浪费，假定也没有因为竞争而抵销和浪费了力量，而且，假定也没有在生产破产和长期停顿期间的商业恐慌和危机所造成的浪费，也没有资金和劳动力闲置的浪费；假定这些由私人资本经营的生产事业所必然产生的缺点居然能不可思议地加以防止，同时却依然能保留这个制度，即使如此，由国家管理的现代生产制度所获得的卓越成就，仍然是非常突出的。
“即使在你们那个时代，往往也有一些规模相当大的纺织业制造厂，尽管它们不能和我们的纺织厂相比。毫无疑问，你在当时曾经访问过这些大工厂，它们占地面积很广，雇用成千上万的工人，并且把上百种不同的生产工序，例如把棉花织成光滑的棉布的各个生产工序合并在一厂之内，置于单一管理之下。每个齿轮、每只手完善地互相配合而产生的机械力量，使劳力大为节省。对于这一点，你曾感到惊羡。毫无疑问，你也曾想到，如果那个工厂雇用的工人人数不变，但是却分散独立地工作着，那么，他们所完成的工作将要减少很多。这些分散地工作着的工人，尽管彼此关系十分融洽，但是如果把他们的力量加以统一管理，他们的最大生产量不仅将按百分比而且也会若干倍地增加。对于这种说法，你会认为过分吗？因此，韦斯特先生，国家生产组织加以统一领导之后，全部生产工序都互相衔接起来，这样，它的总产量要比在旧制度下所能生产的最高产量（即使不考虑上面提过的四大浪费）增加好几倍，正如那些工厂工人通过合作所增加的比例一样。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私人资本多头领导下（即使各领导者彼此并非仇敌）和在单一领导下相比，从效率上说，也许正如一群暴徒或一大群拥有成千小首领的野蛮民族和一支由一个将军所统率的纪律严明的队伍（例如毛奇将军①时代德国军队那样的战斗工具）在军事效率方面形成的对比一样。”
①冯·毛奇（VonMoltke，1800—1891），德国陆军元帅，当时着名的军事学家，普法战争的要角。——译者
“听了你这番话，”我说，“我对于国家现在比以往富裕这一点，确实不那么感到奇怪了，可是你们也并不全是克里塞斯②啊。”
②克里塞斯（Croesus，死于公元前546年），利地亚（Lydia）国王，以广有财富着名。——译者
“唔，”利特医生回答，“我们都很富裕。我们的生活已经达到了我们所希望的那种舒适标准。你们那时，人们竞相铺张，除了造成浪费以外，丝毫不能使你们舒服。这种现象，在一个人民的财富完全相等的社会里，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一个能使我们享受生活的环境。如果我们决定使用我们生产的积余，每人确实会得到更多的收入，但是，我们宁愿把积余用在大家都能享受的公共事业和娱乐方面，用来建造公共礼堂和大楼、美术馆、桥梁、雕像、交通工具，以及改善我们城市的各种设施，举办巨大的音乐演奏会和戏剧演出，并且广泛地为人民提供休养条件。你还没有了解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哩，韦斯特先生。我们在家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我们最美好的一部分生活却是在社会活动方面，也就是和全国人民共同享受的那一方面。当你了解更多情况以后，你就会明白，像你们通常所说的那样，钱究竟用到哪儿去了。我想你会同意，我们的钱是花得正当的。”
“我想，”当我们从餐厅缓步回家的时候，利特医生议论道，“对于你们那个拜金主义时代的人们来说，没有一种责难会比指摘他们不知怎样赚钱更使他们伤心的了。然而，这正是历史替他们作出的定论。他们那种无组织的和相互敌对的生产制度，从经济观点来说是荒唐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卑鄙的。自私是他们唯一的人生哲学，而在生产事业中，自私就是自杀。竞争是自私的本能表现，换句话说，就是力量的浪费；而联合却是进行有效生产的一个秘诀。可是，只有等到增加公共积累的观念代替了增加个人私蓄的观念，生产活动的结合才能实现；人们才能真正开始获得财富。即使说全体人民有福同享这样一个原则并不是社会唯一合情合理的基础，为了经济上的方便，我们也仍然应该加以执行，因为利己主义所具有的那种瓦解作用，如果不加以抑制，真正的生产协调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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