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一个人对于一星期有几天都弄不清，还居然得到原谅，那么我的处境就可以使人对我更加原谅了。真的，如果有人告诉我说，计算时间的方法已经完全改变，现在一星期已经不是按七天而是按五天、十天或十五天计算，那么，在耳闻目睹二十世纪的事物以后，我对这一点也决不会感到惊奇了。在上次谈话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才第一次想到要问一下一星期究竟有几天。在早餐桌上，利特医生问我是否想听讲道。
“那么今天是礼拜天吗？”我惊异地问道。
“是的，”他回答。“你知道，我们在星期五幸运地发现了那间地下室，因此今天早上才能同你处在一起。你是在星期六早晨刚过半夜时第一次醒过来的，到礼拜天下午你第二次醒来时，神志才完全恢复。”
“这么说来，你们仍然有礼拜天和讲道啦，”我说。“我们有些先知曾经预言，不必等到这个时代，世界上早就不会有礼拜天和讲道了。我很想知道，教会组织怎样同你们社会制度的其他方面相适应。我想，你们大概有一种国家教会和公职牧师吧。”
利特医生笑了起来，利特太太和伊蒂丝似乎也觉得我的话非常有趣。
“怎么啦，韦斯特先生，”伊蒂丝说，“想必你把我们当作怪物了。你们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废除了国家宗教组织，难道你以为我们又把它们恢复了吗？”
“可是，既然一切建筑物全归国有，而且每人都得从事生产工作，那么，这种情况又怎能同自愿结合的教会和非公职的牧师职业不发生矛盾呢？”我问道。
“在这一百年内，人们的宗教习俗自然有了显着的变化，”利特医生答道，“不过即使这些习俗一直原封未动，我们的社会制度也会对它加以妥善安排的。国家在得到交付租金的保证下，对任何人或任何一部分人都供给房屋。只要他们交付租费，就可以一直居住下去。至于说到牧师，如果有一批人希望某人脱离国家的一般服役，去替他们的某种特殊目的服务，他们总是可以如愿以偿的——当然，这也要他本人同意——正如我们可以找到人来担任编辑一样。处理的办法是：从他们的取货证上扣下一笔费用付给国家，用来补偿此人没有参加一般生产工作而使国家遭受的损失。替这个人偿付给国家的这笔费用，相当于你们那个时代付给他本人的薪金。这个原则可以适用于各种情况，因此在国家毋需过问的一切琐碎事务中，私人便有充分的自由活动的余地。至于说到今天的讲道，如果你愿意听的话，那你可以到教堂去，也可以呆在家里。”
“要是呆在家里，我怎么听呢？”
“只要准时同我到音乐室去，找个圈椅坐下来就行了。有一些人仍旧愿意到教堂去听讲道，但是大多数的传道，都和我们的音乐演奏一样，不在公共场所举行，而是从装有播音设备的房间用电话播送到各个订户家里。假使你愿意到教堂去，我也很高兴奉陪，不过老实说，我相信不论你在哪里听讲道，大概也比不上在家里听到的那么好。我从报上看到巴顿先生今天早晨将要讲道，他只通过电话播讲，听众往往达十五万人。”
“在这种环境下听讲道，倒也新鲜。即使没有别的理由，单凭这点，我也愿意做巴顿先生的听众了，”我说。
一两个钟头以后，当我正坐在图书室里看书的时候，伊蒂丝来叫我了。我跟着她到音乐室去，利特先生和太太正在等待着。我们刚刚舒服地坐定，就听到叮当的钟声，隔了一会儿，一个男人的声音向我们讲起话来，声调高低和平常谈话一样，简直就像房里有个隐身人在说话似的。下面就是他的讲话：——
巴顿先生的讲道
“在过去一周内，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位来自十九世纪的评论家，一位属于我们曾祖时代的活着的代表。如果这么一件离奇的事情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强烈地影响到我们的想像，那就奇怪了。也许，我们许多人都感到兴奋，要想多少了解一些一百年前的社会，并各自猜想那个时代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现在，当我请求大家对我所产生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某些感想加以思考时，我姑且假定自己是遵循着而不是打乱诸位的思路。”
这时，伊蒂丝对她父亲轻轻地说了几句话，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转身问我。
“韦斯特先生，”他说，“伊蒂丝觉得，巴顿先生选定的这个演讲内容，在你听来可能会感到有点刺耳。倘若如此，你也未必就会上当，听不到讲道。只要你愿意，她会替我们把通往斯维策先生广播室的电话接通，我仍然可以保证你听到非常精彩的讲道。”
“不，不，”我说。“请相信我，我还是宁愿听一听巴顿先生究竟讲些什么。”
“随你喜欢吧，”我的主人回答。
当她父亲和我谈话的时候，伊蒂丝已经捺了一下开关，巴顿先生的声音嘎然而止。现在，她重捺一下，屋里便又充满了刚才已经使我感到非常亲切的那种真挚动人的声调。
“我很冒昧地假定，通过这种回顾既往的努力，大家已经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印象，这使我们对于人类在短短一个世纪里所经历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惊人变化，比以前更感到惊讶。
“然而，就十九世纪我们全国以及整个世界的贫困和今天的富足的差别而论，它可能还不如以前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情况，譬如说，它可能还不及我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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