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布洛克从失望的途中唤醒过来。布洛克以为仅在革命的浪潮中，能寻找出诗人所要求的，伟大的，有趣的，神圣的一切……
什么东西把布洛克与革命连合在一起的呢？
革命就是艺术，真正的诗人不能不感觉得自己与革命具有共同点。诗人——罗曼谛克更要比其他诗人能领略革命些！
罗曼谛克的心灵常常要求超出地上生活的范围以外，要求与全宇宙合而为一。革命越激烈些，它的怀抱越无边际些，则它越能捉住诗人的心灵，因为诗人的心灵所要求的，是伟大的，有趣的，具有罗曼性的东西。俄国的革命与布洛克似觉相遇在无涯涘的勇敢上面。革命是行动，布洛克是幻想，革命所趋向的正合于布洛克所要求的。革命在一瞬间把布洛克弄得再生了：在革命前不久，布洛克还悲哀地呻吟：“生活轰扰过一下，就消灭了”；他又肯定地说道：“一切将来还是如此，出路是没有的”；但是现在呵，布洛克呼喊着说：“生活是美妙的！”他在革命中看见了电光雪浪，他爱革命永远地送来意外的，新的事物；他爱革命的钟声永远为着伟大的东西震响。
布洛克很矜持自己能继承古来好的艺术家——为被压迫的人类而悲哀者——的传习，能参加伟大的奋斗。好的艺术家都曾知道，仅仅只有美妙的东西才值得想象。试问什么东西有比革命再美妙些的？对于好的诗人与对民众一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布洛克说，“所以值得生活的，仅在于向生活提出无限制的要求：要有就全有，要没有就什么也没有。勿相信世界上所无的东西，而应当相信世界上所应当有的东西；纵使这种东西现在还没有，或很长远的时候还不能有。”观此，我们可以知道布洛克的急进主义到什么程度；观此，我们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要迎合革命的浪潮。
布洛克比革命还要急进些。革命时常还要走走曲线路，但是布洛克不愿有任何的调和。在最恐怖的时日，革命有时在自己的血路上还震动颠簸一下，然而布洛克硬挺着胸膛，丝毫不惧血肉的奔流和宝物的破坏。他不但自己把革命完全领受了，并且号召别人领受革命的一切，勿要为革命所带来的牺牲，恐慌，危险所震惊。他说，我们仅仅爱好还是不够的，应当不为所爱好的东西而生怯儒。真正的爱能驱除恐惧。你们千万勿怕把克里姆宫，一切宫院，画片，书籍……破坏了！为着民众而保留它们是应当的，但是，失去了它们，民众并没有失去一切的东西。能被毁坏的宫院——不是真宫院，能从地球上毁灭的克里姆宫——不是真克里姆宫。从宝座倒下来的皇帝——不是真皇帝。克里姆宫在我们的心里，皇帝在我们的头内……
布洛克深知道革命非同故事可比，它的创造一定要经过破坏的路。有人或者要讥讽罗曼诗人对于目下的生活痛苦太冷静了，殊不知照着这一种关系上说，则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谛克。革命为着要达到远的，伟大的，全部的目的，对着小的部分，的确不免要抱着冷静的严酷的态度。我们可以把布洛克咏自己的诗拿来咏革命：
心灵沉默着，在冷静的天上，
一切星星儿向它燃烧。
只听得周围的民众扰攘地，
在呼喊着黄金和面包。
它总是沉默着，——静听着呼喊，
瞧望着那遥远的天边。
为着要走到那遥远的天边，目下的附近的小呼喊都可以置之不理。关于此，布洛克的态度与革命的态度完全是一个样的。
……无神圣的名字的，
一切十二个走向那远处去，
他们是什么都预备好了的，
什么东西也不愿有所顾惜……
在《十二个》一诗中，布洛克完全表示出自己对于革命的态度，也就因此，布洛克插进了新俄罗斯文学界，并且《十二个》的意义和价值，将随着革命以永存。《十二个》是革命的证书，是最近一百年来罗曼谛克的心灵世界之转变，是布洛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诗人——劳农群众所崇拜的诗人之枢纽。布洛克是真正的罗曼谛克，惟真正的罗曼谛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灵，才能在革命中寻出美妙的诗意，才能在革命中看出有希望的将来。布洛克把十二个红军的兵士比成救世主的基督，而在别人则以为他们是强盗，捣乱者，神圣的破坏者，刽子手。人类永远地幻想正义，希求正义的实现——布洛克以为十二个兵士是引导被压迫的人类到正义之路的天使。为着实现正义，十二个兵士提起有力的、不摇动的脚步，勇敢地前进，而他们背后剩下了旧的一切……
伟大的不满意也是把布洛克与革命连合在一起的一物。在俄国的地土上无数万的农人和工人，因为受了统治者的严酷压迫，遂掀起了暴雨狂风，大放其不平鸣；而在诗人的心灵中，蕴藏着对于资产阶级的仇恨，满蓄着人类个性不解放的感觉；因此，反对市侩主义，反对压迫的制度，布洛克与革命是一样的。布洛克很讨厌所谓“秩序”，“国民义务”，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他说：“有产者足下的一块地，如猪足下的屎尿一样，是一定的：家庭，资本，职守，徽章，官位，木架上的上帝，宝座上的皇帝，你把这些都把它抛掉，那吗，他的一切都要嘟噜噜飞去了。”
革命把这些东西从资产阶级的足下打扫去了。在这一种打扫的行动中，有一种无限制的前进的趋势，鼓荡着人类要求解放的热情，诗人可于浪潮中听出能令人欢畅的音乐，看出革命的心灵。布洛克爱上了这个革命的心灵，而非革命的理性和计划。“我们爱这些不谐和的歌声，这些呼吼，这些音乐谱中之意外的转变……我们现在应当听，而且应当爱这从全世界音乐队所飞出来的声音……”但是革命是人类历史的道上的胜利日，是无风浪的散文。革命后要渐渐地走到进化的路上，要发展到自身的第二阶段。在此第二阶段，破坏的风浪要让位置于和平的建设，所谓理性和计划登了表面的舞台，而所谓革命的心灵不得不隐藏到自身的深处。到此时，我们的诗人，我们的罗曼谛克，失去了兴趣，心灵上起了很难过的波纹。他这一种痛苦，绝不能与白内宜、茶妙经、裘可夫斯基（文学批评家）等等的诉苦相比，他们简直与革命没有关系，他们之所以不满意于革命的，是因为革命不能给他们好房子住，好面包吃，而布洛克现在所以发生痛苦的，是因为革命，照着他的感觉，似乎走到半路停下来了，不能满足自己的无限制的态度。布洛克未明了革命的理性，所谓和平建设，是必要的，是不可免的。但是他对于革命的心灵，始终是忠实的同情者。
不过要做一个革命的诗人真是不容易！不但要表同情于革命，不但要在革命的怒潮中，革命的胜利中寻出有趣的东西，听出欢畅的音乐；并且也要领受它临时的策略，它的临时的失败，所谓以退为进的形式；并且也要忍耐地拿住他的理性，持住它的计划，随着它为和平的进化。但是布洛克却没有能做到这一层，害了所谓“共产主义左派的幼稚病”。他以为革命右倾了，与当时革命后共产党中一部分左倾分子具有同一样的观念。革命倘若不是一烘就算了事，而是要改造一切的，那末，它不得已一定要走入散文的路，要进到和平的建设。革命一方面将进化的方法（未革命以前的）消灭下去，而一方面自己又要应用它。破坏是革命的手段，建设是革命的目的，欲达到目的，那就不得不要理性来支配了。新世界的建设一定要从很小的事物做起，而不会在空中发现。但是我们的诗人，我们的罗曼谛克，却没有这种耐性，所以他痛苦，痛苦得很……
在心灵上，理想上，布洛克完全与革命是一致的，但是他没有明白，并且不会估量革命后所谓从小事做起的价值。革命后一些建设的琐事，我们的罗曼谛克没有习惯来注意它们，而自己还是继续地梦想着美妙的革命的心灵，还是继续地听那已隐藏下去的音乐，还是继续地要看那最高涨的浪潮……但是为着要建设文化达到目的起见，革命不能与布洛克再走一条路了。
十月革命第二期入于和平建设的时代，所谓新经济政策，所谓军事共产主义的停止，在表面上看来，的确是象革命退了步，一般激进的分子对此大生不满，发生了所谓“左派幼稚病”，因为害这种病而自杀的很有一些人。如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格拉昔莫夫也因之灰心丧气，他看着花园中的一些白女人和娼妓们，看着金钱，又动了自己的响声，不禁叫道：
好苦痛呵！
好苦痛呵！
……
这种苦痛的确是很难受，它居然把布洛克杀了。这种苦痛之发生并不是由于敌视革命，而是由于太相信革命万能了。不过真正的劳工诗人，虽然一时地苦痛一下，但能不为这种苦痛所杀，而我们的罗曼谛克，布洛克，缺乏所谓忍耐的能力，于是就陷于不可免的悲剧了。
但是我们的罗曼谛克所遗留的《十二个》将永远地为劳农群众所珍贵……
十月革命涌现出一个特出的诗人，这个特出的诗人很少为批评家所注意，大半的批评家都把他置之不理不问，然而他在俄国革命文学史上将要占头一把交椅，他对于群众的影响非常之大。倘若我们数一数，或者问一问俄国的劳农群众，哪一个诗人是为他们所爱的，哪一个诗人的作品对于他们是最有兴趣的，他们必定都同声答道：
“节木央·白德内宜！”
这么样的一个声名最普遍的诗人，这么样的一个为群众所爱戴的诗人，居然为批评家所忽视，这岂不是一件奇事么？其实并不是一件奇事！大半的批评家，持有旧有的眼光，还是以旧的态度来批评文学。他们不把白德内宜算在文学的范围内，他们几几乎不承认白德内宜的诗是文学的作品。有很多的人说，白德内宜是具有大的天才的，然而这种天才不是文学的。这大约因为白德内宜的作品所用的语言都是合乎民众的俗语的，他的作品的对象不外乎牧师、农民、兵士、地主、革命，日常生活等等在他的诗内，我们找不出香艳的百合花，玲珑的夜莺声，男女间美丽的蜜梦，细腻的玉手，柔软的沙发，微细的情绪，海边林下的幻想，一切真正的诗料……倘若没有这些诗的内容的诗怎么能算是诗呢？写这些俗事俚物的诗人又怎能攀登诗人的天国呢？不是诗！不是诗人！诗是要有艳丽的，诗人是要有细腻的情调的。
喂！倘若白德内宜的诗不是诗，白德内宜不是文学的天才，那末所谓文学是什么东西呢？倘若为劳农群众所爱戴的诗人不是诗人，那末所谓诗的岂不是要与群众脱离关系？岂不是超乎群众的？倘若说有细腻的情调才算是诗，才算是文学，这的确是减轻了文学的地位——文学既不是为群众所要爱戴的东西，那末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任你们一些批评家怎么样忽视，怎么样说白德内宜不是文学的天才，然而俄国的工人，农人，兵士还是继续地崇敬他，把白德内宜算为自己的诗人！白德内宜虽然在批评家的眼光中不是诗人，然而在劳动群众的眼光中却是唯一的诗人，唯一的为他们所需要的诗人！呵，这又怎么判断呢？批评家的眼光对，还是群众的眼光对？这又何必判断呢？公公与婆婆吵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理。倘若我们是承认文学不是贵族的，是应当群众化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说白德内宜是文学的天才，是值得注意的诗人。
当然，并非是每一个俄国批评家都把白德内宜置之不理不问。社会主义派批评家柯干在自己批评白德内宜的文章中说：
“当我被中央出版部派到乡村演讲时，我第一次感觉到白德内宜的文学的重要意义。中央出版部的经理人随身带了讲演者的名单，曾向群众问过，他们愿意再听谁个的讲演。在演讲者的名单上都是有名的人物，在这些人物之中，有许多自己还不知道也列在这个名单上，白德内宜大约也是不知道的一个。一些农民们很冷淡地听了一些著名的教授及政治领袖的名字，我以为农民先要听这些人们的讲演。但是当念到白德内宜的名字时，全部听众即刻兴奋起来了，齐声说道：‘好得很！什么时候把他派来呢？请快一点派来！’在这个冷淡的村庄内，在这种所谓不文明的群众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白德内宜的名字……倘若白德内宜不是文学家，那末对于文学恐怕有点不好看罢……”
我们读了这一段话，我们就知道了白德内宜对于一般民众的影响了。当这革命高潮正在澎湃汹涌的时候，在国内战争热烈的空气中，一般所谓真正的（？）诗人吓的吓，跑的跑，缄默的缄默，而白德内宜大放其笔锋，把自己的诗做为红军的大炮，做为攻打田尼庚，哥恰克一切反对革命的工具。脱洛斯基用自己的命令和计划引导红军保障革命，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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