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敌人，而白德内宜用自己的诗歌鼓动红军，与脱洛斯基做了同样的事业。没有一个红军的兵士不爱读白德内宜所做的诗的。这一方面因为白德内宜所写的都是为被压迫者说话的，一方面也是因为白德内宜所写的非常的明了，非常的流畅，合乎一般群众所说的语言。凡是在报纸上，演说中，书本上所一时不能够明白的东西，只要白德内宜在诗中一写出来，一般群众就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了。
读者诸君！你们现在明白了白德内宜所以为群众所爱戴的道理么？
白德内宜从未称过自己为诗人，他只是俄国革命中一个工作者，他只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服务的人。他所写的诗都是与时事有关系的，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诗都是“定做”的——社会群众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他就提起笔来写什么东西。他从未想过将自己的诗做为人们消闲的安慰品，做为酒后茶余的资料。他提笔做诗，也就如同农夫拿起锹来挖地，铁匠拿起锤来打铁一样，是有一个实际的目的的，绝不是如一般诗人为无病的呻吟。他的作品，照唯美派的文学家看来，实在有点粗俗，或简直不承认它是诗。若真正要说白德内宜的作品不是诗，那末也没有办法，好在白德内宜自己并不自命为诗人，我们又何必代他辩护呢？
白德内宜只是一个战士，批评他最得当的要算红军首领脱洛斯基了。脱洛斯基在自己批评文学的论文中，很少的时候说过他，然而在自己所写的“革命军事苏维埃”的命令上，很简单明白地将白德内宜批评得再好没有了。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革命军事苏维埃”会长脱洛斯基发出一褒奖白德内宜的命令说：
“节木央·白德内宜为射击劳动群众的敌人的好枪手，为语言中之最勇敢的骑兵，现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褒奖，予以红旗徽章。”
在此简单的几句话之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德内宜与俄国劳农群众的关系，他的作品有如何伟大的意义。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脱洛斯基的策略当然是于红军的胜利有很大的关系，然而白德内宜的诗，在于红军胜利的历史上，无论如何是要占一个相当的位置的。任你说他的作品是诗也罢，不是诗也罢，可是这种作品却有自己的巨大的作用，为任何诗人的作品所不能够达到的。
白德内宜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战士。他在他的自咏的诗中说：
我不是首领，而是一个普通兵士，
我很骄傲我能同民众的行列排得紧紧地，
在强烈的战场上我分受民众的命运，
他们的悲哀，他们的羞辱，他们的欢喜。
这是如何伟大的气魄！白德内宜在自己的作品中始终承认自己是与民众一体的，他绝对未曾想过自己是要超出群众之上，可是也就因此，我们能在他的诗中寻出民众的喜怒哀乐来。倘若我们把白德内宜与民众的关系抛却，而来论白德内宜是诗人，或不是诗人，这简直是无意识的事情。他是民众的战士，他的诗是为着民众做的，民众的喜怒哀乐是他的诗料。他能够代表民众的利益，心理，能鼓动民众战斗的情绪，在实际上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在《我的诗》中，白德内宜说出自己的诗的面目来：
我歌吟……难道说我在“歌吟”？
在战场中嘶哑了我的声音。
我的诗呢……也没有什么光芒，
不是在闪灼的演讲台上，
不是在文明的群众面前，
我高诵着我的粗俗的诗篇。
我不是女神的服务者：
我的粗俗的诗是我的每日的功绩；
祖国的民众，劳动的受苦者呵，
只有你的裁判是对于我重要的！
你是裁判我唯一的真正的法官，
你，我是你的希望和思想的表现，
你，我是看守你的门隅的警犬。
是的！白德内宜是看守民众的门隅的警犬！但是，这对于所谓高尚的诗人，不是一件羞辱的事么？喂！警犬？警犬只是警犬，不能称为诗人罢？诗人怎么能当警犬呢？但是白德内宜情愿当民众的警犬，情愿降低诗人的地位。不过说起来，当民众的警犬，这并不是十分羞辱的事情！当警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警犬要有当警犬的天才，并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能自称为民众的警犬的。当民众的警犬而能博得民众的崇爱，我以为这只是光荣，无限的光荣。至于一般高超的诗人视当警犬为羞辱的勾当，那也只好由他们想去，又有什么办法呢？……
白德内宜真是如警犬一样，凡遇着一件政治事变的时候，他就应时势的需要，提起笔来向民众警告。别人以为很野俗的，不值得诗人注意的，而白德内宜都可以写出自己特别风格的诗来。即如在国内战争时，兵士滥用子弹，白德内宜做出诗来教训他们：
强者不费用自己的力气，
因此在两方的交战时，
他可以捉得着他的仇敌。
对于可诅咒的波兰的“可汗”，
自然有人在那里注意：
他的军火自有法国人，英国人，
好好地送到他的手里。
但是我们防守的武器，
只有我们自己来锻炼；
我们自己制造火药，
我们自己熔铸炮弹。
我们的火药是为着战斗用的，
而不是为着啪啪的好玩；
我们不应当浪费自己的武器，
这是我们的责任使然……
做美妙的诗的诗人们当然不屑以这种无谓的事情做诗料的，当然不愿意做这种诗来冒渎女神。但是我们莫要太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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