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敌人,而白德内宜用自己的诗歌鼓动红军,与脱洛斯基做了同样的事业。没有一个红军的兵士不爱读白德内宜所做的诗的。这一方面因为白德内宜所写的都是为被压迫者说话的,一方面也是因为白德内宜所写的非常的明了,非常的流畅,合乎一般群众所说的语言。凡是在报纸上,演说中,书本上所一时不能够明白的东西,只要白德内宜在诗中一写出来,一般群众就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了。
读者诸君!你们现在明白了白德内宜所以为群众所爱戴的道理么?
白德内宜从未称过自己为诗人,他只是俄国革命中一个工作者,他只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服务的人。他所写的诗都是与时事有关系的,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诗都是“定做”的——社会群众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他就提起笔来写什么东西。他从未想过将自己的诗做为人们消闲的安慰品,做为酒后茶余的资料。他提笔做诗,也就如同农夫拿起锹来挖地,铁匠拿起锤来打铁一样,是有一个实际的目的的,绝不是如一般诗人为无病的呻吟。他的作品,照唯美派的文学家看来,实在有点粗俗,或简直不承认它是诗。若真正要说白德内宜的作品不是诗,那末也没有办法,好在白德内宜自己并不自命为诗人,我们又何必代他辩护呢?
白德内宜只是一个战士,批评他最得当的要算红军首领脱洛斯基了。脱洛斯基在自己批评文学的论文中,很少的时候说过他,然而在自己所写的“革命军事苏维埃”的命令上,很简单明白地将白德内宜批评得再好没有了。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革命军事苏维埃”会长脱洛斯基发出一褒奖白德内宜的命令说:
“节木央·白德内宜为射击劳动群众的敌人的好枪手,为语言中之最勇敢的骑兵,现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褒奖,予以红旗徽章。”
在此简单的几句话之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德内宜与俄国劳农群众的关系,他的作品有如何伟大的意义。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脱洛斯基的策略当然是于红军的胜利有很大的关系,然而白德内宜的诗,在于红军胜利的历史上,无论如何是要占一个相当的位置的。任你说他的作品是诗也罢,不是诗也罢,可是这种作品却有自己的巨大的作用,为任何诗人的作品所不能够达到的。
白德内宜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战士。他在他的自咏的诗中说:
我不是首领,而是一个普通兵士,
我很骄傲我能同民众的行列排得紧紧地,
在强烈的战场上我分受民众的命运,
他们的悲哀,他们的羞辱,他们的欢喜。
这是如何伟大的气魄!白德内宜在自己的作品中始终承认自己是与民众一体的,他绝对未曾想过自己是要超出群众之上,可是也就因此,我们能在他的诗中寻出民众的喜怒哀乐来。倘若我们把白德内宜与民众的关系抛却,而来论白德内宜是诗人,或不是诗人,这简直是无意识的事情。他是民众的战士,他的诗是为着民众做的,民众的喜怒哀乐是他的诗料。他能够代表民众的利益,心理,能鼓动民众战斗的情绪,在实际上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在《我的诗》中,白德内宜说出自己的诗的面目来:
我歌吟……难道说我在“歌吟”?
在战场中嘶哑了我的声音。
我的诗呢……也没有什么光芒,
不是在闪灼的演讲台上,
不是在文明的群众面前,
我高诵着我的粗俗的诗篇。
我不是女神的服务者:
我的粗俗的诗是我的每日的功绩;
祖国的民众,劳动的受苦者呵,
只有你的裁判是对于我重要的!
你是裁判我唯一的真正的法官,
你,我是你的希望和思想的表现,
你,我是看守你的门隅的警犬。
是的!白德内宜是看守民众的门隅的警犬!但是,这对于所谓高尚的诗人,不是一件羞辱的事么?喂!警犬?警犬只是警犬,不能称为诗人罢?诗人怎么能当警犬呢?但是白德内宜情愿当民众的警犬,情愿降低诗人的地位。不过说起来,当民众的警犬,这并不是十分羞辱的事情!当警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警犬要有当警犬的天才,并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能自称为民众的警犬的。当民众的警犬而能博得民众的崇爱,我以为这只是光荣,无限的光荣。至于一般高超的诗人视当警犬为羞辱的勾当,那也只好由他们想去,又有什么办法呢?……
白德内宜真是如警犬一样,凡遇着一件政治事变的时候,他就应时势的需要,提起笔来向民众警告。别人以为很野俗的,不值得诗人注意的,而白德内宜都可以写出自己特别风格的诗来。即如在国内战争时,兵士滥用子弹,白德内宜做出诗来教训他们:
强者不费用自己的力气,
因此在两方的交战时,
他可以捉得着他的仇敌。
对于可诅咒的波兰的“可汗”,
自然有人在那里注意:
他的军火自有法国人,英国人,
好好地送到他的手里。
但是我们防守的武器,
只有我们自己来锻炼;
我们自己制造火药,
我们自己熔铸炮弹。
我们的火药是为着战斗用的,
而不是为着啪啪的好玩;
我们不应当浪费自己的武器,
这是我们的责任使然……
做美妙的诗的诗人们当然不屑以这种无谓的事情做诗料的,当然不愿意做这种诗来冒渎女神。但是我们莫要太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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