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令人发生深切的感动。别的想象主义派的诗人，如与他同事的赛尔色涅维奇，马林可夫，很容易做到问形象而不问内容的一层，但是叶贤林却做不到了。在马林可夫等的作品中，的确没含着什么特别意思的，但是我们一读叶贤林的作品，那我们就感觉完全两样了。
叶贤林的诗如我们的疯狂的，沉醉的时代一样，它能给我们以不可言喻的，剧烈的感动。这是因为叶贤林是时代的产儿，而且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因之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时代的情绪更为深切。
在我们的时代到处都表现着“两重性”：旧的留恋与新的企望。俄国农民最富于保守性，但又很富于暴动性，因为富于保守性，所以农民反对一切新的，变动旧规的；因为富于暴动性，所以农民时常带起锄头来暴动，与新的势力连合一起，十月革命就是这种暴动与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连合一起的表现。俄国农民，或者说各国的农民都是如此的，本来具有“两重性”，而叶贤林是这个“两重性”最明显的表现者。
叶贤林来自荒漠的平原，他与俄国的土地有密切的关系。旧的俄罗斯，那里是荒漠的，贫困的，局促的，惨淡的；那里只听得见松子的摇落声，鸡犬的叫鸣！那里的自然界是单纯而朴实的；那里的农民是在愚蠢的可怜的状态中，他们怕鬼神，他们怕一切为他们所不识的新的东西。但是叶贤林留恋这荒漠惨淡的俄罗斯，他为这个俄罗斯歌吟，他以这个俄罗斯的命运为命运。他爱那如方盒子一般的茅屋，那被人忘却的，被人抛弃的野地；他爱那凄凉的庙宇，及那沉默的，然而又时常呼吼的森林。他自己以为是一个在俄罗斯土地上的旅行者，想探求宇宙的真理，为夜星与上帝的歌者。旧的，农民的俄罗斯为叶贤林的亲爱的故乡。他说他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到全世界统一，国界消灭的时候，他也是不会把它忘却的。
但是这个俄罗斯也不仅仅是柔顺的，和平的。在穷苦的，局促的，惨淡的状态中，发生了自然的暴动，这种暴动是无组织的，无思虑的，然而它自有它所趋向的目的。在俄国史上，我们可以寻出不少农民暴动的例证，如斯检潘拉金之乱，普加切夫之乱……然总不能成功。一直到十月革命，暴动的乡村与革命的城市联合一起，才真正地达到解放旧俄罗斯的目的。叶贤林自然是同情于解放旧的，被压迫的俄罗斯的人，因之他参加十月革命，成为十月革命的同伴者。
在革命的面前，乡村的俄罗斯心灵上所发生的种种的感觉与情绪，都在叶贤林的诗中表现着。在俄罗斯的深处，不但燃烧着短小的油灯，呻吟着祷告的小语，但同时也蕴藏着涌激的暗潮，闪灼着狂烈的热焰。因此，这个乡村的俄罗斯的歌者，不仅仅是一个柔顺的，美婉的夜莺，而且是一个激烈的暴徒。
黑的恐怖沿着山丘行走，
将贼的憎恨送入我们的花园；
可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强盗与痞子，
我生来就是一个偷马的好汉。
叶贤林觉着自己有无限的勇气，当他听见秋声吼啸的时候，他可以拿起刀来杀人，他可以为剧烈的争斗。因此，在革命的暴风雨里叶贤林与布洛克一样，对于流血并不惧怕，而并且在恐怖震动的波浪中，可以听出合乎他的心灵的音乐……
但是十月革命的指导人，是城市而不是乡村，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农民。十月革命前进的方向，是顺着城市的指导而行的，城市的文化将破坏一切旧的俄罗斯，将改变贫困的，局促的，惨淡的乡村之面目。乡村的俄罗斯的暴动助成了城市的革命，但是城市的革命却根本地摇动了乡村的俄罗斯的基础。电气！电气！电气！电气将吃尽了旧的俄罗斯，使之不能保存固有的面目。呻吟的林语，闪闪的星光，晶莹的夜月，一切一切，一切都是隐秘的世界，但是一遇着电气了，就将改变了自己的声色。旧的俄罗斯，叶贤林心灵上所爱的俄罗斯，眼看是要慢慢地，逐渐地，无声地消沉了……叶贤林深深地感到这一层。他明白城市的魔力，而且对此魔力并不起反感的心理，不过因为他与旧的俄罗斯的土地的关系，未免太深切了，因之他一步踏在新的俄罗斯的领土上，而一步又留在他所爱的旧的，过去的俄罗斯的怀里。
煤油在水里，
好似波斯人的毯子；
在晚上的天空里，
闪亮着星斗粒粒。
但是本良心说，
我可以发誓：
巴枯的电灯，
实比美丽的星光还要美丽。
我感到工业的势力，
我听见人力的声音。
我们不必再需要天空中的星火了，
我们在地上可以做得更显得光明。
我看看我自己，我说，
“我们的时代来了，叶贤林”
在这几句诗中，我们可以看得见叶贤林对于城市的文化是完全接受了。但是这种接受是他理智的接受，而不是情绪的接受。他一方面感觉得新的俄罗斯终究要胜利，但一方面总忘却不了那旧的，乡村的俄罗斯，那是他的生长地。那里有他所爱听的林语……
十月革命后，乡村的俄罗斯真是渐渐地改变面目了。从前是充满着寂静的，保守的空气，可是现在却充满着兴奋的，新鲜的空气了。与旧俄罗斯土地关系密切的老年人，且不必过问，因为他们的时代，他们的习惯，以及他们的情绪，都完全是过去的了。十月革命生了一般新的乡村的青年，他们的生活是活泼的，情绪是快乐的，兴奋的，希望是很丰富的，因之，他们的倾向是脱离旧的，无希望的，保守的俄罗斯，而走入新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共和国。这一般新的人物，他们因为受了十月革命的洗礼，受了城市文化的影响，决不感觉到旧的俄罗斯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地方，只大踏步走向社会主义的目的。
但是叶贤林呢？叶贤林虽然感觉到新的俄罗斯之必胜利，旧的俄罗斯之必消灭，但是他与旧的俄罗斯的关系太深了，因此他很不容易习惯于新俄罗斯的生活。他回到八年未见的故乡，瞻望一番，似乎人物风俗一切都变了样；故乡已非昔日的故乡，故乡已认不得许久出外未归的儿郎，于是他茫然怅惘，宛然如梦一样。其实这并非做梦，乃是故乡的实质变了，而叶贤林还是抱着旧日的情绪。
呵，故乡！我成为一个可笑的人了。
在我的两腮上飞涨起来了干燥的红晕。
这居民的言语对于我简直是毫不分明，
在自己的故乡内似乎成了一个外邦人。
叶贤林承认自己是一个外邦人，因此他感觉得故乡已不是收容他的场所，他的诗已不是为故乡所需要的了。他并不怨恨，并且还恳求故乡宽恕他。当他听见共产青年团的团员们的歌声的时候，他一方面觉悟到自己是已经要成为过去的人了，一方面承认他们的伟大的将来。
思想的声音向我的心灵说：
“醒了罢！你被什么羞辱了？
这不过是茅屋中的新的人物，
为新的光焰，新的红火所燃烧。
“你已经有一点儿凋残了，
别的青年歌吟着别的歌吟。
他们，呵，他们将成为更有趣味的人们——
已经不是一村而是全地球做他们的母亲。”
叶贤林真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你看他所表现的时代的情绪是如何地真挚而浓厚！他感觉得革命的动力，他肯定革命的胜利，他敬祝着革命的将来。他是俄国革命后一个仅有的能够代表时代情绪的天才诗人。但是他虽然是革命的同情者，而因为他是始终留恋旧俄罗斯的诗人，因此，他不能与革命始终走同一的道路。他说，他能领受一切，他可以将灵魂都交给红色的十月和五月，但只有一张亲爱的鸣琴不愿给与任何人的手里，因为他要这张鸣琴仅仅为他歌吟，细腻地歌吟。这张亲爱的鸣琴是不是那旧的俄罗斯的象征呢？……我恐怕是的罢！因为他说；
就是当全世界
经过了种族的仇视，
消逝了忧怨与虚伪——
我也将重复地歌吟，
歌吟那地球上六分之一，
它的名字叫作俄罗斯。
十月革命将旧的俄罗斯整个地送入坟墓去，因之，旧俄罗斯的歌者也不得不随之带上死去的冠冕。外十月革命的文学，也可以说是反十月革命的文学，在实质上已经成为不可燃的死灰了。虽然在十月革命的初期，有许多作者极力拒绝与革命发生任何的关系，参加种种怠工和反革命的行动，但是这一种现象终归是消灭了。他们不但不能挽回历史的轮轴，而且促成自己的速亡。
可是十月革命后，旧的艺术既然是消沉了，而新的艺术又一时不能即速地产生，于是在这新旧交替之间，发展了一种过渡期间的艺术，这种艺术是与革命有关连的，然而又不是纯粹的革命的艺术。如叶贤林、皮涅克、乌谢沃伊万诺夫，尼克廷、基抗诺夫，以及其他如谢拉皮昂兄弟，倘若离开革命，那他们将没有存在的可能了。这一般作家，所谓革命的同伴者，自己很知道这一层，并不否定这一层，有几个作家并且彰明昭著地承认这一层。但是他们对于革命，并不是文学的服务者，有的还生怕自己文学的创造被革命所束缚住了。这一般作者都是正当少壮的年龄，他们与旧的，革命前的一切，没有大关系，他们的文学的面目与精神，差不多都是被革命所建造出来的，因之，无论如何，他们脱不了革命的关系。他们对于革命都表示领受，但是如何领受革命，却各自不同。不过他们具着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将他们与共产主义分开，有时简直与共产主义相背驰。他们对于革命虽然都表示领受，然而他们领受革命，不领受其全体，而仅领受其部分，并且他们对于革命的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发生兴趣。他们很少明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因之，他们的希望和注意力，不加之于城市的无产阶级，而加之于农民的身上。因此，所以我们说这一般作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而不过是它的同伴者而已。
外十月革命的文学，我们可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和地主的俄罗斯的文学，而现在这一般同伴者的作品，我们可称之为新的，苏维埃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这种新的民粹主义没有旧的民粹主义的传习，但现在也还没有政治的开展。我们一谈到革命的同伴者的时候，就不免要发生一个问题：同伴者到底能同革命走到哪一条路呢？同伴者能否同着革命走到路的结尾？或者他们走到半路就返转了，而走入反革命的路上去？……这个问题，现在实在不容易解答，因为同伴者能否伴革命到底，这不但视同伴者每个人的性格而定，并且也要看整个的苏维埃社会的基础之如何发达而定。
谢拉皮昂兄弟，为一文学的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初成立的时候，参加者为曹斯前珂，龙慈，尼克廷，格鲁滋节夫，斯克洛夫斯基，卡维林，斯洛尼母斯基，波滋涅耳，女诗人波浪斯嘉牙，后来经过不久，伊万诺夫，基抗诺夫，费丁，皮涅克等相继加入。自从这个文学团体成立后，所谓谢拉皮昂兄弟，在新俄罗斯文学界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如伊万诺夫，皮涅克，基抗诺夫等数人，几乎成了新俄罗斯文学的骄子。
谢拉皮昂兄弟宣言他们为一自由的文学的团体，不需要任何的纲领。他们所最需要的是各人保存自己的面目，而不应有相象之点。“我们之中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面目和对于文学的趣味。我们不是一派，不是一个倾向，不是一个出场……”他们生怕人家说他们是一派或是一个倾向，但是在实质上，他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总是属于一派，属于一个倾向。在外表上，他们并不属于一派或一个倾向，但在我们的眼光中看，照他们的思想，历史，行动，他们的确是统一的。他们反对纲领，其实这反对纲领，就是纲领了。他们的纲领近于无政府主义的，而参加了一些社会革命党和马哈诺（马哈诺在十月革命后，曾在南俄叛乱，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其实为暴动的土匪头儿）的世界观。曹斯前珂很公开地给了我们一个公式：“若以党人的眼光来判断，那我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好，就让他们这样判断罢！我对于我自己，却下如此的断语：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不是社会革命党，不是保皇主义者，我仅仅是一个俄国人。在政治方面说，我是一个无道德的人……在大体上观之，波尔雪委克与我很相近。我很愿意与他们做一些波尔雪委克的勾当……我爱农民的，乡下人的俄罗斯……”
曹斯前珂这些话虽然是为他自己说的，其实就可以算作谢拉皮昂兄弟的纲领。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他们都表示同情于无政府状态的，民团的革命时代；而对于革命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建设时代，却表示否定的态度。因此，这一般人不能算为革命的作家，他们不明白革命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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