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嗒一声，挂了锁。于是这昏黄的斗室里就只剩我一人。当然，我屁股底下还有张凳子，身前还有张桌子，桌子上有支笔有几张纸。写检查的。人是一种特殊伟大的动物。会写检查。戴着手铐也能写。我不写。不写。王八蛋才陷害别人或陷害自己呢。我不能让自己堕落到与唉哟唉哟为伍的境地。我当然不写。你知道我有股子犟脾气。我小时，有个比我大八岁的家伙死劲揍我。我死死抱住他的腿不放。他揍了我一下午，我抱了他一下午的腿，他就是甩不脱我。哭当然是免不了的。身上十七八处青青肿肿，门牙掉了──原先就在摇晃，耳朵大约嗡嗡嗡嗡响了一个星期。那年我才八岁。那家伙从此以后居然成了我的保护神。这是无法推理的。十来岁的时候，全国男女老少到江湖河海去游泳。我才会划拉几下，就跟着老福横渡百几十米宽的湘门河。喝了好几口水，半浮半沉地折腾到对岸。脸青了嘴紫了眼睛翻白象个死人──老福说的。我还没喘过气忽听枪栓哗啦一响，有人喝道：“回去！”抬头看看，岗楼上有解放军。这才想起游到第三监狱来了。又半沉半浮地往回折腾，折腾到河中央就弄不清岸在哪里了。记得扑通扑通跳下十几条少年汉子前来救命。我喝着人喊：“我行咕嘟咕嘟。”硬是自己游到了岸边。那时“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文化大──”才开始，少年汉子或许还记得雷锋同志。换个说法：雷锋同志还没“死”。我那时真是天晓得怎么会不怕死的。在农村中学时我好辩论，常与同学争得面红耳赤，民主会上挨了批评，尾巴夹了一夜。第二天是星期天，与同学约好去乌镇玩，他们来得很迟，我说了一句“等了你们老半天”，一位挺聪明的农村同学说：“你们城里人就是不实在。顶多等了两小时。”我说老半天是指时间长。他说半天就是十二个小时。十几里路争辩到乌镇，又从乌镇争着回学校，全不知玩了些什么。星期一贫宣队长拎着我的耳朵帮助教育我，问我为什么顶撞贫下中农子女。我说我这个人好争辩。他说上星期六让你改你怎么还没彻底改掉？我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说这话反动透顶，要我低头认罪。我犟了几个钟头不肯认罪。最后他愤愤地说，将这句反动语言“写入了档案”。档案这东西可不是好玩的。中国人人都有一份。你说了什么错话，干了什么坏事，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只要写下了，你就是躲到天涯海角，黑锅背到天涯海角。而且你自己永远不知道，到死也不会知道。从那以后，我的犟劲儿大大收敛。大学毕业前夕，有人擅自修改我的毕业鉴定，我恼火地说了几句。我的一位好朋友为了自己留校就向辅导员作了汇报，说我大骂辅导员。辅导员在班上说：“有人骂我”云云，我想给辅导员解释解释，辅导员挥挥手说：“我知道了不用说了。”我于是就不说。我毕业后，辅导员打电话追到省里说我“不适合当大学老师”，我还是遵旨不说。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变得如此这般娘娘腔的。妹妹高中毕业的时候曾对我说：“哥哥，我小时候觉得你什么都做得到，可是现在……”我十几年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英雄形象在我妹妹心中瓦解了分崩离析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错。或许是我以外的世界太大太复杂太不可逾越太无法抗拒太虚无缥缈太神秘莫测太柔韧太坚[yìng]了……
我孤零零地置身在四堵坚硬的墙中间。
墙上有一方窗孔。窗外蓝黑色的夜空象是一块绸缎，缀着几颗昏黄而朦胧的星星。
夜幕下是我以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世界。
“我可怜的诗神，你今朝怎么啦？
你深陷的眼睛象充满黑夜幻象，
我看你的脸色在交替地变化，
映出冷淡沉默的畏惧与痴狂。
是绿色的婬鬼和红色的妖魔，
用小瓶向你灌过爱情和恐怖？
捏紧专制顽强的拳头的梦魔，
曾逼你陷入传说的沼泽的深处？”
窗外的人声如海潮忽高忽低波澜起伏。不时有火车轰隆隆地进站轰隆隆地出站。下车的人拎着雞蛋方便面精神抖擞兴奋无比，上车的人提着螃蟹苹果疲惫不堪兴奋无比。主编他们早已下车，或许已经找着汽车了。部队是不会失约的。找到了汽车就可以上车。上车后应该清点人数。他们一定会想起我的。平日里买车票、分东西、搬东西、接送客人，大家都会想起我。
我模仿着狗，努力地竖起耳朵听着，听着他们或许有的呼喊。或许，是的。古时有“莫须有”之说。说是秦桧诬陷岳飞谋反，韩世忠不服气，去质问秦桧有没有证据，秦桧回答说“莫须有”。莫须有就是或许有的意思。他们或许会喊我，或许会救我。或许。莫须。我记得老现有个弟弟是律师。在无锡很有一点名气。有回一场官司把上海一位四十年代成名的大律师搞得狼狈不堪。我想老现或许会帮这个忙的。你知道老现一向对我刮目相看。
“苹果来苹果来又大又甜一块钱三斤！”
“苹果来苹果来价廉物美一块钱四斤！”
“苹果来苹果来最最便宜来一块钱五斤！”
喊叫声此起彼伏。嘴巴两层皮，翻来翻去都是理。不知道律师是不是也靠翻来翻去的两层皮。可惜我听不到“现代派现代派”“有相──有相──”之类的声音。我相信声音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我的耳朵某个部分出了毛病。耳朵真是个古怪而可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