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住下了吧。”
“好，好，那明天到报社来玩玩。”
“报社？哪个报社？”
“咦，你是有相么？”
“是啊，庄有相，庄子的庄……”
“你怎么啦？有相！”
“我没怎么呀，你倒底是哪位呀？”
“真逗。咯咯咯咯．谁呀？”又是那嬌嘀嘀的声音。
“嘘──”那边凤了声音。
我忽然象从梦里清醒过来。是我打电话给他的。他是大名鼎鼎的ｘｘ。《ｘｘ日报》的记者。年纪比我小四岁，名气比我大十倍。恐怕还不止──这是有回我与他面对面站着握手时感觉出来的。
我编过他三个中篇。说实在的不怎么样。可就是有人评论有人转载。我见过他两次。他九次向人介绍，说我是他的铁哥们儿。要不就是铁哥儿们。要不就是铁哥儿们儿。我在南方长大，儿化音弄不清楚，反正有那“铁”字“哥”字就行。
我说：“我求你帮个忙。”
他说：“什么事吧。”
我说：“求你伸张正义。”
他说：“哦，好，说说！”
我听出他突然有了精神。真是优秀记者的作风。
我于是开始滔滔不绝。我努力地使自己心平气和，不让自己喷出血来污染他的耳膜。我还不停地用手擦去话筒上天花乱坠的唾沫星子。
他那边不停不歇地“哦，哦，哦，哦”，象是十分慎重认真的语调。
我想我大概有希望。我想好记者会连夜发消息的。在国外都是：“ｘｘ社ｘ月ｘ日ｘ时ｘ分ｘ秒电。”
我说完了。静候佳音。
电话里寂静了几秒钟，然后响了一个哈欠。哈欠。
“这可不行。哥（儿）们（儿）。”他说。
不妙。少了个“铁”字。你知道在北京这个“铁”字万万不可少。那些小青年打架前惯用的恐怖幽默就是：“哥们，怎么着？”“哥们，找死啊？”“哥们，出去练练？”
我可不想和他打架什么的。
我说：“你知道我吃了多大冤枉啊！我被关了二十四小时！”
“哈欠──哥（儿）们（儿），不行唉。”
我说：“只求你发条消息。”
他说：“哥（儿）们（儿），你知道你的对手是什么吗？无产阶级政权的专政机构。雞蛋碰不过★经典书库★石头。胳膊扭不过大腿。明白么。哈欠──”他捂住了话筒或是嘴巴。
我渗出了满头大汗。我说：“那那那极个别的警察能代表专政机构么？”
他说：“哥（儿）们（儿），不是我不帮忙。我们是党报，要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那电影看过么？那漂亮丫头要揭发内幕，滋儿，干了！”我想象得到他“滋儿”时，在脖子上做个手势，并对床上的嬌女子挤一挤眼。嬌女子准保笑。
我说：“那是揭露资本主义政权的电影。”
他说：“资本主义政权要维护它的利益，社会主义政权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这些雞毛蒜皮的事都报道出来，主编就该一除党籍了。现在正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党员知识分子劝退和开除呢。大知识分子都保不住自己，何况你我。”
我说：“我被关了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怎么是雞毛蒜皮呢！再说我的入党报告交了两年了，支部告诉我说找不到了。显然我不大可能近期入党，目前还谈不上劝退和开除……”
“哈欠──十一点半了，你明天来报社，我请你喝咖啡。”
我说：“我在北戴河。”
他一愣，说：“什么，你不在北京？几时来北京，请一定到报社来玩玩。我请你喝咖啡。一定来啊！一定得来啊！铁哥（儿）们（儿）！你一定可来啊！铁──”电话里忽然寂静了。
“铁”字回来了。我脑子里嗡地一声。兴奋起来。我冲着电话激动地喊：“喂，喂……”
嘟－嘟－嘟－嘟－嘟－占线音。或许是电路出了毛病。这也是几百万几千万中的一次差错。就象几千几百警察中难免有只坏螺蛳。
我又拨了５５５，要刚才那个电话。５５５说：“占线。”
这不是５５５的错。电脑控制的线路出没出故障，人无法钻进电脑里去看个究竟。
我又请５５５接了一个四川的长途。那是一个年近五十的朋友。我有回出差山东时认识他的。后半夜我正睡觉，他来了。一肚子牢騒。我迷迷糊糊地听见他埋怨住宿条件太差。八块钱一个床位。每个屋住三人。一层楼有个厕所。一栋楼有个浴室。我不知道差在哪里。第二天才知道他是律师。我也是第二天才知道律师是如何被社会重视。他知道我是编辑后，顿时親热起来。他陆陆续续向我介绍。他说一个律师一年到头有接不完的官司（我不知道是中国的官司太多还是律师太少，隔行如隔山）。他说诉讼期间律师的吃和行都由单位负责。律师每回出门调查都由当事单位小车接送，专人伺候，每餐不少于四菜一汤。他还指着桌上一大包福建风味蛋糕说：“你看你看，让我吃这个，这种蛋糕哪是人吃的东西！”我看看那蛋糕面上红红绿绿的果脯和中间夹着的奶油，我的嘴不听话不争气地咽了口唾沫。他说当事单位都讲究送礼，而律师觉悟一般都比较高，办案后才纳礼。彩电冰箱什么的大件物品多少会主动付一点钱的。他还说现在各单位都请常年法律顾问。费用是每年四千元。律师每月能拿二十。他说他兼着十个单位的顾问。我说乖乖这一项就抵我两个半月工资。他笑笑说：“没有几万元出入一般人是不打官司的，几千块钱的官司我们也不接。我说那么平头百姓根本无法打官司了？他笑笑说是。我说那不成了有理无钱莫进来么？他又笑笑说：话不能这么说，总不能让律师自己掏诉讼费用吧，再说律师总有親戚朋友什么的要打官司这些人不也是平头百姓么？他回四川的时候我正巧在外挤公共汽车颠颠簸簸地组稿。他给我留了张条子親切告别。其中有一句话是“蛋糕带着不方便，你吃吧”。我因此省下了两顿饭钱。我断定他不是坏意。他一定是忘了他说过这蛋糕不是人吃的东西。人都有健忘的时候，律师也无法避免。再说人穷志短。再说我吃不吃他都会以为我吃了的。你知道我当着他面咽过唾沫。他还给我留了一张名片。名片上添了一行十分友好十分親切的钢笔字：打官司找我──你的朋友。
我当时笑了。我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偷窃不会强姦（在女人问题上顶多蹲下来紧紧鞋扣），我怎么会打官司呢？
电话铃响了。部队的电话就是不一样。
他居然一下子就听出我的声音了。我记得上回在山东我奋力地在他滔滔不绝的话语中注入的我的苦水统共不过几大桶。看来当律师是非有一点过人之处不可的。
他说：“有相！是你？你好哇！”
我说：“不好哇！”
我于是又絮絮叨叨说。我一边奋力地把自己内心的悲愤传递过去，一边不停地擦着话筒上的唾沫星子。你知道我怕他的电话线路也出故障。
我说完后，电话里令人恐怖地寂静了几秒钟。
“你有证人么？”他终于说。
“有。有。广东人。大学生。”
“你要尽快同他们联系上。”
我望望闪烁星星的窗户，没有人头。我忽然想起我已经置身宾馆了。我说：“青胡茬子让圆脸找证人，一找就把大学生找没了，找来的是那个‘文革’疯子。”
又寂静了几秒钟。
我说：“喂，喂，你不能──”
“不能什么？”没有嘟－嘟－嘟－的忙音。我松了口气。
他说：“他是在铐住你之后，你又没有反抗的情况下施那一招的么？”
我说：“是。是。向毛主席保证。我当时疼得站不起来。”
“有伤么？”
“伤？你等等。”我急急忙忙解开褲子往下看看：“没伤，就是有点酸疼。”
“尿血么？”
“你等等。”我慌慌张张去厕所尿了一点，又慌慌张张回来，说：“没有血。黄得厉害。”
“哦，黄……发红么？”
“黄得发红。”我连连点头，我知道有希望了，又连忙补充说：“很臭。我有二十几个小时没尿尿了。”
又寂静。
我说：“喂喂，很臭啊。”
他说：“什么？”
我说：“尿。”
他说：“憋了二十多小时的尿都臭都黄。”
我想想也是，说：“我待会再尿一泡试试。”
“嗯。”又寂静了一会，他才说：“那个文静瘦弱的警察能为你作证么？”
我说：“啊呀，不行，不行，那就害了他了。”
“那……再想想别的办法……”
“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你了。本来还可以找老现找老现的弟弟，可是老现掉下来了。”
“什么老仙掉下来了？”
“老现，现代派的现。他从赛珞璐天花板上掉下来了。啊呀，看我糊涂扯哪去，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吧。”
“你说他们拘留是根据妨害公务和扰乱社会治安？”
“对对。他们说扭伤因为伤轻，就不定罪了。可你知道我没妨害公务我还协助执行公务呢。那个唉哟唉哟恩将仇报……”
“等等。有相，咱们想想扰乱治安这一条能不能攻破。”
“我没扰乱，向毛主席保──”
“你再说说当时情况。”
“哦哦，当时我想，上百只鸭子眼看着一个人在陆地上淹死而不营救，太残忍了，我就挤进去……”
“等等。等等。有相，请千万镇静一点。镇静一点。你有安定片么？请一定先服用几片。”
我说：“我不要睡觉。向毛──”
“不，不是睡觉。你需要镇静。”
“我不要镇静。不要。绝对不要。向毛主席保证。”
“有相，请镇静一下。听我几句。一定得服几片安定。你有心应性反应，不镇静一下，万一精神分裂就后悔不及了。”
我说：“我脑子是有病。可不是精神病。青胡茬子才是精神病呢。”
他似乎沉思了片刻，说：“那你说说他们怎么定你扰乱治安罪的。”
“我怎么知道呢？”
“有相，镇静些。好好想想，别慌，他们怎么向你宣布拘留的，好好想想。”
“我怎么记得呢？好好，我想想，好象，好象是说我一妨害公务，就有几十人围观。火车站原本就拥挤，影响了人的交通。我当时用一句话描写，‘人象人一样紧粘着轻轻松松唱着歌出了车站’。至于唉哟唉哟周围，原本就有上百只鸭子。”
“怎么又是鸭子？什么鸭子？哪来的鸭子？”
“我怎么知道哪来的鸭子呢。”
“你说的鸭子呀。”
“怎么我说的呢？鲁迅说的。”
“唉，有相……怎么又是鲁迅呢？有相，千万镇静一下，人真疯了，就难治了。”
“我怎么会疯呢？绝对不会。向毛主席保证。鸭子是鲁迅说的。我要说谎我是只小狗。”
他说：“好，好，你继续说。”
我说：“他们说上百人一直围观到派出所。你知道没有我帮着拉，他们也会跟着圆脸和唉哟唉哟看热闹的。这是鸭子的本能。”
又寂静了几秒钟。
“有相，这官司咱们打不赢。”挺真实的。我听得出。
我说：“这不是你的错。”
于是我就捏着话筒犯愣。他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听见也无法记住。
人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记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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