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把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集中在自己的手下，而且還收攬大批文人學士。當時集中在鄴（今河南省安陽北）下的文人，很多都是有才華的詩人，而曹操則是他們的保護人和詩歌創作的先導者。《文心雕龍．時序》說：“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他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和政治遠見，深刻地洞察社會，創造性地寫出許多揭露社會矛盾、反映亂離現貫，被稱為具有“建安風骨”的詩篇，為“建安文學”奠定了基礎。曹操現存的二十多首詩全是樂府歌辭。史家說他“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見《三國志》注引《魏書》），可見他不僅是個詩家，而且是個愛好音樂的行家。尤為突出的是，他繼承了樂府民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漢書．藝文志》）的現實主義傳統，用樂府舊調舊題寫新內容，把當時動亂的政治現實和人民的苦難形象深刻地反映出來﹒因而被稱為“漢末實錄”和“詩史“（鍾惺《古詩歸》）。例如，《薤露行》和《窩里行》是以輓歌寫時事的。它們通過對那個喪亂時代的真切描寫表露了詩人傷時憫世的感情，寫得蒼涼激楚，形象鮮明。又如《苦寒行》和《劫東西門行》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反映漢末軍旅征戍生活的痛苦。前者描寫山路行軍的艱苦，後者抒發征夫懷鄉之情，這是作者戰爭生活的真實寫照，讀來如歷其境，深切感人。《短歌行》和《龜雖壽》則表現了他統一大下的雄心和進取精神。這兩首是曹詩中的四言名篇，作者悲涼慷慨，以濃烈的抒情氣氛表達自己統一天下的志向，以及為完成末竟的事業繼繽奮發的胸懷。
曹操的另一部份樂府詩，如《對酒》和《度關山》，是他的政治理想的反映。在《對酒》篇裏，作者描繪了一個理想化的社會，這個社會，為君的賢明，為臣的忠良，個個都講禮讓，無是非爭訟，官吏不上門催租迫債，執政者賞罰嚴明，都像父兄一樣愛護百姓；老百姓則安心農業生產，不再被役使而奔走四方，大家都過著豐衣足食的和平生活，老人得終其天年。這是作者所想像出來的社會，自然這只是小生產者的社會理想。曹操是個政治家，今天讀他這一類的詩，有助於對他政治思想的了解。
他的四言抒情詩尤為人們所稱頌，後人說他是“復興四言詩”的作家。沈德潛說：“曹公四言，於三百篇外，自開奇響。”因為四言詩自《詩經》以後，日趨萎靡，遂漸為五言詩所代替，很少有佳作出現，而曹操卻創造了幾篇動人的佳作，使四言詩再度新生，重現奇彩。除了上面所舉兩首四言詩外，《觀滄海》也是四言名篇。這是一首較完整的寫景詩，其中作者通過“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這遼闊雄肚的滄海景色的描繪，披露他開闊的胸襟。這種完全寫景的詩在他以前是不曾有過的。因而曹操又是寫景詩的創始者。後人如嵇康、陶淵明等有成就的四言詩都深受其影響。
總之，曹操的詩，表現了他豪邁縱橫、蒼涼悲壯的獨特風格，是那個時代精神的集中表現。他的詩不僅開創了建安文學一代詩風，對後來文學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而且他以樂府舊題寫時事的作法，也給詩人留下了深刻的啟示。例如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詩和白居易等人所掀起的新樂府運動，都可以追溯到曹操的樂府歌辭上來。曹丕（公元１８７—２２６），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為太子（曹操長子曹昂早死）。二十五年曹操死，繼為丞相及魏王，不久即竄漢自立為皇帝，年號黃初，在位七年多。
曹丕的抱負遠不及曹操，他缺乏曹操的雄才大略和進取精神，在政冶上嚮往漢文帝式的“無為而治”；但他很有文才，博通群書，愛好文學，努力於著述。他認為：“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他在給王朗的書信裏說：“人生有七尺之軀，死為一棺之土，惟有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編籍。”據史書記載，他寫過許多辭賦、詩歌及散文，“所勒成垂百篇。”（《三國志．文帝紀》）現存的詩歌，完整的約有四十首，或全或缺的詞賦約有三十篇，其中《典論．論文》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享有較高地位的重要文獻。常時鄴下文人集團，都以他為中心，開展著述和創作。這對於促進建安文學的發展繁榮，起了積極的作用。曹丕生活的主耍時期是在三分天下既定之後，環境比較安定，政冶生活也比較平穩。他和文士們結成詩朋酒侶，“出則連輿，止則接席，……酒酣耳熱，仰而賦詩”（《與吳質書》），所以他的詩歌內容遠不及曹操豐富，也不如曹植泓深。但就作家而論，曹丕也不失為建安詩人中成就較高的一個，一些詩也稱得上時代的名篇。例如
《燕歌行》和《雜詩》等。
民歌學習是建安詩人的一個共同點，曹丕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出色。他的詩取材於“閭里小事”，偏重抒情，描寫男女愛情和遊子思婦題材的作品較多，寫得也比較好；而且形式多樣化，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無所不有，語言通俗明快，有較濃郁的民歌風味。如《清河作》、《代劉勳出妻王氏作》、《清阿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和《雜詩》等等，都是模仿民歌來抒情敘事的。例如《雜詩》其二，寫客子（遊子）思鄉之情，用比興手法把客戶身不由主、流落他鄉的境遇和惴惴不安的心理，表現得真切感人。尤其《燕歌行》其一，用細膩而委婉的筆法，刻劃秋夜思婦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深細入神，全詩聲調鏗鏘，語言清麗而富於抒情色彩，是它以前的作品所不能企及的。這首詩是現存文人詩作中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詩，詩句完全擺脫楚辭句中夾“兮”字和張衡《四愁詩》中第一句夾“兮”字的作法而進入七言詩的範疇。它對七古詩的形成是作出過貢獻的。曹丕善於摹仿樂府民歌，語言明白如話，最傾向民歌化，而成就較高的是五言和七言。全集中以五言為主，但四言、六言、雜言也不少。有些詩歌的形式對後來的作家產生一定的影響。如《大牆上蒿行》，長達三百六十四字，氣魄不凡，句式有長有短（短的三字，長的十三字），參差變化，靈活自由，尤為後人所仿效。唐人李白的
許多長篇傑作，都從此得到借鑑。所以王夫之評這首詩道：“長句長篇，斯為開山第一祖。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為樂府獅象”（《古詩評選》），說得中肯。曹植（公元１９２—２３２），字子建，曹操第三子，封陳王，謚思，世稱陳思王。他是建安時期最負盛名的作家，鍾嶸《詩品》稱為“建安之傑”，在我國文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現存的作品也是建安詩人中最多的一個，詩有八十多首，辭賦、散文完全的或殘缺的共四十餘篇。這些作品詞采華茂而勁健質樸，充分體現了那個時代的氣息和他自己的獨特風格，是我國古代文化的一份珍貴遺產。
曹植是一個很有才氣的人，他從小就愛好文學，十多歲就能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並能“言出為論，下筆成章。”（《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在他的傳記裏曾記載這樣一個故事︰曹操在鄴城築成了銅雀臺，命諸子登臺，各人為賦。曹植援筆立成，文章寫得好，曹操看了都為之驚異。可見他少年時就很有才華。他在《文章序》裏說︰“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他自己曾刪定少年時代作品編成《前錄》十八篇。
正因為他“少小好為文章”（《與楊德祖書》），長於文學，在兄弟中又表現得最有才能，所以曹操認為他“最可定大事”（《三國志》注引《魏武帝故事》），曾幾次想立他為太子。但因為他“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三國志．陳思王植傳》），引起了曹操的不滿，結果立了曹丕為太子。曹植作太子不成，反為曹丕所猜忌。曹丕當了皇帝後，就不斷對他進行打擊迫害。首先殺了一向擁護他的丁儀和丁翼，然後又借故貶了他的爵位，接著又不斷變換他的封地﹒並對他嚴密監視，不許他參與朝廷政事，不許他與其他親王來往。尤其是任城王曹彰（曹植親哥哥）無故暴死後，曹植更加提心吊膽，朝不慮夕。曹丕死後，明帝曹叡（曹丕之子，曹植之侄）
即位，曹植抱著報國的理想要求試用，反引起曹叡的猜忌，所遭的打擊迫害有增無已。最後他“汲汲無歡”，再又活了四年，便憂憤而死，死時四十一歲。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稱帝為界，明顯地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公元２２０年前），他在鄴城，生活比較安定，又得到曹操的寵愛，所以做在鄴下文人集團宴飲賦詩的生活中表現很活躍。這時的作品，情調開朗而豪邁，但內容不如後期深刻，“但美遨遊，不及世事”（謝靈運《擬鄴中集序》）。如《公宴》、《鬥雞》、《侍太子坐》、《箜篌引》等篇，都是詩酒流連，志得意滿生活的留影。但也有少數幾篇，如《送應氏》、《名都篇》、《白馬篇》等，接觸了社會現實。最值得注意的是《送應氏》第一首，作者描寫了洛陽為董卓焚燒後的慘狀，深刻地暴露了戰亂帶來的災難，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代表著建安詩人的主要傾向。後期（公元２２０—２３２）。他在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下，“抑鬱不得志”。這一時期的作品，內容比前充實，一方面表達他“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的政治理想，另方面則反映他對“萁豆相煎”，骨肉相殘的苦悶和反抗。
曹植之所以具有強烈的功名事業心，是因為他“生於亂，長於軍”，自幼就跟隨曹操南征北戰，深受曹操創業精神的影響。加上他少年得志，才氣過人，所以他一生所追求的是如何實現自己“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與楊德祖書》）的雄心壯志。這一思想貫通在他的前後期作品之中，只因生活境遇的不同，作品的情調風貌也不同罷了。例如《白馬篇》，塑造一個武藝高強，為國立功，不惜犧牲的少年遊俠形象：“羽書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作者歌頌揚聲邊塞，為國捐軀的遊俠兒，表達了他對壯烈事業和英雄生活的嚮往。後期這方面的作品更多的是表現他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憤激之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慷慨多悲心”（《贈徐幹》）。例如《雜詩》之五：“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願欲一經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很明顯，這裏和前期不同的是，作者的豪邁樂觀精神已為悲憤所代替，情調也轉為跌宕悲涼。這時期最能代表他的思想風格的是《贈白馬王彪》。這首詩裏交織著作者的哀傷、憤慨和恐懼之情，真切動人。
可貴的是，作者雖在憂患之中卻不曾厭棄人生，在報國理想不斷遭受挫折時，也不想逃避現實和放棄自己的責任。為了實現他保衛國家建立功勳的雄心壯志，他不甘閑居。留經上《求自試表》給明帝，要求出征，西滅“違命之蜀”，東滅“不臣之吳”，“混同宇內”，統一天下。但他越是表現自己的才能，越是想建立功業，就越遭到明帝的防範和迫害，在希望全然破滅之後，他仍想“騁我逕寸翰，流藻垂華芬”（《薤露行》），以著述傳之不朽，表現了決不自暴自棄的精神。這種對理想的追求，壯志難酬的悲憤以及自強不息的決心，貫串在曹植的主要作品中，構成他的詩歌的基調。就算是寫思婦哀怨，遊子思鄉，甚至幻遊仙境之類的題材，那離不開這一主調。例如《吁嗟篇》以轉蓬為喻，形象地描寫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生活處境和“汲汲無歡”的痛苦心情。《種葛篇》、《浮萍篇》、《雜詩》（攬衣出中閨）等篇，都以怨女思婦的口吻，借夫婦的相棄寫君臣的相間，表白自己懷才不遇的心曲。他的遊仙詩，像《五遊》中的“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遠遊》中的“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仙人篇》中的“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遊仙》中的“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等句，都不是真的寫神仙，而是借言神仙寫自己不甘作“圈牢之養物”，而奮飛不得的痛苦心境。他對“松子久吾欺”（《贈白馬王彪》）的認識更說明這些詩並不是真的嚮往成仙的樂趣，而是仿效屈原《遠遊》“悲時俗之迫扼”的憂患之辭。
此外，還要提及的是《泰山梁甫行》，這是一首獨一無二的描寫海邊人民貧困生活的詩篇，寫得生動深刻，形象鮮明，足一首反映社會現實的好詩。對曹植詩的藝術風格，鐘嶸《詩品》中有一句這樣的評語：“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所謂“骨氣”是指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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