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五年前，当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list）的作品在德国出版并广泛流行的时候，《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就本书当时在德国所发生的有利于采行保护贸易政策的巨大影响，及时地写了一篇评论。
最初引起我对李斯特著作的注意的，就是他的经济学说这种在实际影响上的确凿现象。经仔细阅读了他的著作以后，使我感到有译述这本书的必要，这是为了让英国读者有机会自己来判断李斯特的说法是否正确，论据是否可靠。
本书包括四个部分——历史、理论、学派和国家经济政策。应当注意到，所有这一些都是在1844年以前写的，尤其是其中第四部分所说的一些政治情况与商业政策，大部分现已不复存在。当时英国所施行的谷物法、航海条例及一般保护税制还波有取消，德国工业还处于幼稚状态，德国各联邦的关税也比较轻微，英国仍然能够供应它们所需工业品的大部分。
因此乍看起来，把叙述与四十年以前情况特别有关的一本书放在今天读者的面前，这似乎是一个时代错误。但是李斯特所阐述的一些原理，它的主要特征固然与某一个时期相适应，然而也同样与另一个时期相适应；我们当可看到，这些原理所以在今天还值得加以考虑，其因具有特别有力的两个理由。首先，我们很有理由可以相信，这些论点直接促成了世界上两个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其次，这些论点对保护制度原则提供了确定的科学基础，虽然在英语殖民地奉行着这个原则，在英国有不少事业经营者和商业经济学者信守着这个原则，但迄今为止，英国作家对于这一原则的阐述还只是局部的，不够完整的。
我们看到李斯特学说的基本概念，是农产品和原料的自由输入，辅之以本国工业对抗外国竞争时有效的、但不过分的保护（借助于关税）。按照他的见解；要支持本国农产品及原料的生产，最有效的办法是使在这样保护下的繁荣的工业继续存在。由此可见，他所提倡的制度，一方面与英国所采行的片面自由贸易下无条件自由输入的制度不同，另一方面与俾斯麦首相目前所显然赞同的对食物、原料以及工业品输入一概征收保护关税的制度也有所不同。
李斯特对于他所认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与亚当·斯密及其信从者（英国的和外国的）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两者之间实际上划分了清楚的界线；他竭力拥护“国家”政策，反对“世界贸易”政策，后一政策虽已由英国采行了将近四十年，但实际上还没有博得任何其他文明国家的好感。
李斯特当反对他所认为有害的谬论世界主义学说时，对于英国在当时所享有的商业优势，有时去加以严厉抨击。但他绝不是英国的敌人，实际上对于英国的政治制度衷心赞赏，热烈主张英德两国结成联盟。“英国和德国，”他说，“在东欧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而英国为了密谋反对德国关税同盟，反对德国在商业上、经济上的进展，以致为了次要的贸易利益而牺牲了最高政治目标，对于这种目光短浅的商店主政策，它将来是一定要感到后悔的。”他还写了一篇简短而有力的论文《关于英德联盟的价值及其必要性》，向英国政府和普鲁土政府有所建议。
我翻译这本书时力求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关于原作的一些繁冗之处既没有试图有所节略，对于原作的风格也没有擅自有所改动，原文中用斜体或大写来加重语气的地方也悉仍旧贯。有些人对李斯特论断为一部分或全部是准备接受的，这些人在我们国家或者还不在少数，他们是一定喜欢将他的学说和论据不加修饰，不加窜改，照原样表达的；有些人是反对他的学说的，他们大概也是愿意看到这位德国关税同盟的有智力的创导者对世界表达他的意见时所用文字的本来面目的。
劳埃德，1885年。
著者自序节录
我对于一般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真实性曾有所怀疑，对于在我看来的错误以及发生这类错误的根本原因拟加以探讨；自从怀有这一企图以未，直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三年以上的时间。我的职务（教授职务）使我有了担任这一工作的动机；反对意见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一事实却更加促使我要把这个工作深入一步。
与我同时代的德国人当不会忘记德国的幸福生活于1818年已经衰退到了什么程度。我为了做好准备，对于政治经济学作了研究。关于在这个问题上前人所想过和写过的东西，我使我自己有了与别人一样的充分了解，但是把这门科学就按照它目前形态来教导青年，这样的做法我不能满足；要提高德国文化、生活和权力应当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实现，我希望能把这个教给他们。流行学派所告诉我们的是自由贸易原则。当考虑到法国取消各省间的关税，考虑到三个王国处于大不列颠一个政府之下的情况时；这个原则显得是与常识相调和一致的，也是被经验所证明了的。但是拿破仑大陆制度的非常有利效果以及这一制度取消以后的危害现象都是近来的、活生生的事实，这一切都不容忽视；这些与我以前凭观察所得的认识都好象是直接矛盾的。我想肯定一下这个矛盾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当我这样思考时，我想到了一个念头——流行理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当一切国家都象在上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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