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州，由于它们的工业受到了国外竞争力量的抑制，消费者人数越来越少，而且势必继续减少。由此必然要造成农产价值与地产价值同时降低的结果，如果国家不及时采取措施，铲除上述货币恐慌发生的根源，则生产谷物各州农民的普遍破产，其势即难以避免。
根据我们在上面所说明的一些英美之间的商业情况，它所给我们的教训是：（1）如果一个国家，在资本方面，工业方面，远远落后于英国，它就不能容许英国在它的工业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否则对英将永久处于负债地位，对英国的货币制度将处于从属地位，将卷人英国农工商业恐慌的旋涡而不能自拔。（2）英国国家银行凭着它的力量，是能够压低在它势力下的美国市场的英国工业品价格的，从而造成对英国工业有利、对美国工业不利的局面。
（3）英国国家银行凭着它的力量，还能对美国人的消费发生影响作用，使美国累年所消费的输入工业品的价值，大大超过它用输出农产品所能偿还的价值，使美国一连好几年不得不用输出股票与公债的办法来弥补亏欠。
（4）处于这样情况下，美国经营国内交换业务所使用的、以及美国银行与纸币制度所依据的那些现金，是在英国银行势力之下的，英国银行基本上可以凭着自己的动作和意向把这项现金吸收过来。（5）金融市场在任何情况下的变动，对于各国的经济总是极端不利的；有些国家的范围广大的银行制度与纸币制度是以保有一定数量的贵金属为基础的，对这类国家说来，就更加不利。（6）只有能使出口与进口保持平衡的那些国家，才能防止金融市场的波动，才能防止由此而起的恐慌，才能树立和保持稳固的银行制度。（7）国外工业品在国内工业市场越是占有竞争优势，本国农产品输出时受到国外商业的限制越是严格，这种进出口的平衡就越难保持；反过来说，国家关于工业品的供应与自己农产品的销售越是不依靠外国，这种平衡就越不容易被破坏。
这些原则是也可以用俄国的经验来证实的，我们也许还记得，当俄罗斯帝国市场对具有压倒优势的英国工业品敞开着大门时，那里的公众信用关系曾经发生过多大的动乱，自从实行了1821年税制以后，那里就没有发生过类似变动。
流行学派显然是落入了所谓重商主义所犯错误的另一极端。假使我们说，只有贵金属才是国家的财富，只有出口货值超过进口货值，其间的差额用输入贵金国办法来清偿，才能使国家富裕起来，这样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流行学派的理论与这个说法不同，它认为在世界现状下，一国以内所流通的贵金属量是多是少。并没有多大关系，那种对贵金属惟恐存量过低的忧虑是庸人自扰，认为我们对于贵金属应当宁可促使它输出，不必希望输入，等等；但是这样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假使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团结在同一法律系统之下的；当我们输入了工业品只能用输出农产品的办法来抵偿时，我们的输出行动绝对不会受到那些供应工业品国家任何样的商业限制；由战争与和平所引起的变化，对生产与消费、对价格、对金融市场都不会引起波动；那些庞大的信用机构也不会兴风作浪，不会专门为了本国利益而企图把它的势力伸展到别的国家——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这样的推论才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各个国家各有它自己的利害关系，只要这样的情势不变，在每一个大国的立场上看来是英明的政策，就是要设法保护自己，就是要施行一种商业制度，从而防止发生足以破坏整个国内经济的那种金融恐慌与物价变动，它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只有使国内工业生产与国内农业生产以友进口与出口能保持适当的平衡，目的才能实现。
贵金属单纯的保有是一个问题，贵金属在国际交换中的支配权力是另一个问题；流行学派理论对于这两者显然没有作出充分区别。即使在私人交换中，作出这样的区别也显然是必要的。没有人愿意把现款死藏在自己身边，谁都想把它拿出去，离开自己的屋里越快越好，他所要保留的只是支配权，使他对任何时候需要的数目能够加以支配。现款的实际保有量是无足重轻的，到处所表现的情况都是这样，拥有财富越多，这种实际保有量的比率就越低。个人越是富足，只要对于他所有的、藏在别人铁箱里的现款他能够随时支配，对于现款的实际保有他就越不关心；但是个人越是贫困，对于存在别人手里的现款的支配权越是有限，则对随时需要准备着的现款就越加关切。各个国家工业的盛衰不同，贫富不同，就现款这一点来说，情况也是这样。英国对于一时流出的现金或现银数量的多少，通常是不大注意的，这是由于它有充分把握，它深知贵金属作一度特大的输出以后，一方面会引起货币价值与贴现率的上涨，另一方面会使工业品价格低落，因此由于这类商品输出量的扩大或由于国外股票与公债的变卖，必然会使流出的、它在商业中需要的那宗现款，很快地流回本国，仍然由它保有。英国就象一个有钱的银行家一样，他袋里即使不名一文，也随时可以向左近的或比较辽远的往来户任意支取。但是以纯农业国家来说，情况就不同，在那里现金有了过度的出口时，就不能处于同样有利的地位，这不但是由于它们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和农业价值量不大，而且国外的法令对于它们的出口事业也造成很大障碍，因此它们向国外取得所需的现金的手段是很有限的。这就象一个穷人一样，他没有商业往来，没有支票可以签发，但是富人有了什么困难时他却要偿还债款，因此即使实际掌握在他手里的钱时，也不能算是他自己的。
一个国家所以能获得国内贸易方面所始终需要的那部分现金的支配权，主要是由于它能够保有或生产以交换的便利而言与贵金属的交换便利程度最相接近的那些商品和价值。
流行学派的经济学家在关于国际贸易讨论中，对于贵金属支配权这一点固然很少注意，对于不同的商品和财产具有不同的交换便利程度这一特点也极少考虑。我们如果从这一点来考虑私人交易中存在的各种价值物，就可以看到，其中有许多是定置着的，它们的价值之可以交换，只限于在它们的所在处，而且即使在那里，交换时也要费很大代价，经过很多困难。一国的财产中四分之三以上就属于这一类，这就是不动产和固定着的器械及设备。个人所有的地产不论怎样范围广大，他总不能把他的田地和牧场送到城市来换取现款或商品。他固然可以利用这些财产来押借款项，但是首先他必须找到一个贷出者；这样一个人的住处距离他的财产所在地越远，使他得以如愿的希望看来就越少。
除了这种固着在地上的财产以外，次于这一项的，是极大部分的农产品（殖民地产品与少数价值较低的产品除外），在国际贸易中，这是在交换便利程度上最低的。这些产物中的绝大部分，如建筑材料、劈柴、制面包原料、果品、牲畜等等，只能在距离产区相当近的范围内出售，如果余额过大，就只能堆在仓库里等候买主。这类产品固然未尝不可运销国外，但运销对象也只能以某些工商业国家为限，在这里一般是要受到进口税的束缚的，交易能否实现，还要看对方自己农产收获的丰歉而定。在美国内地，牲畜和农作物产量过多的情况也许极为显著，但是那里的农民却没有办法把这些大量的剩余产品运销南美洲、英国或欧洲大陆，从而易取贵金属。但是供一般使用的有价值工业品的情况却不同，它们在交换的便利程度上比农产品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这些商品平时在世界上一切公开市场总是可以找到出路的；当非常的恐慌时期，以较低价格，也可以在那些关税制度只能在平时发生不利作用的市场找到出路。这些商品的交换能力显然与贵金属的交换能力最相接近；英国的经验证明，如果由于农产歉收，发生了金融恐慌时，提高工业品输出量，鼓励外国股票与公债外流，就可以很快地恢复平衡局面。英国人手里所存的外国股票和公债，显然是由于以前工业品输出时造成有利的交换差额而来的，这就成为掌握在这个工业发达的国家手里的票据，必要时就可以向农业国家要求兑付，当对贵金属的需求特别殷切时，这一行动对证券持有者个人说来，诚然不免要有所损失，就象金融恐慌时工业品所处的情况一样，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维持一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这一点说来，是极端有利的。
贸易平衡这个原则曾经受尽流行学派的讥嘲，但是不管它怎样说，根据上面的一些观察，我们仍然要提出这样的意见，即，在独立自主的各大国之间，必须保持某种性质的贸易平衡，作为一个大国而长期在贸易上居于显著逆差地位是危险的，贵金属作大量的、长期的外流以后，国内的信用系统和物价情况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动。我们这样说，绝对不是要使在所谓“重商主义”下坚持的那种贸易平衡的主张复活，我们绝对不认为国家对贵金属输出应当横加阻挠，或者说各个国家对于贵金属应当记清细帐，斤斤较量，或者说各大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偶然有个几百万的差额，就要大惊小怪，当作一件大事。亚当·斯密在他书里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一章的末尾曾这样说：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每年输入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价值也许一直是远远地超过输出的；这样一个国家的贵金属存量也许逐年地大大减少，在国内是用纸币来代替流通的；还有，这样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负债也许是听任它不断地增加和扩大的；但是，尽管这样，它在繁荣程度上仍然可以逐年有所进展”。我们所否认的只是这一点。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表明反对的只是这一见解，这是亚当·斯密发表的，是他的学派此后所一直支持的，但是被无数次经验所驳倒了的，是在实质上与常识相对立的，总之，用亚当·斯密自己生动有力的措辞来说，是“荒乎其唐的”。
有些国家以贵金属的生产作为一种有利事业，因此它们的贵金属输出与工业品输出在性质上极相类似，这一情况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没有关系，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有些国家按照它们自己口岸的价格来计算进口品与出口品价额，在贸易差额方面势必由此产生的差异，也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无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的进口总额，必然会按照本国商业利润总额超过出口总额，这一现象表明对国家是有利的，不是不利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那些意外变故，例如船只中途失事，造成财产损失，因此较大的输出所表示的不是利得而是亏损；象这样的情况，当然更不是我们所要否认的了。流行学派对于由进出口而未的交换价值，就象一个店老板那样的加以核算、比较，对于由此形成的虚妄现象则加以巧妙利用，目的在于把我们引人歧途，使我们对于任何独立自主的大国由进出口之间真正巨大差额所造成的损失，也误认为没有什么不利影响，例如法国在1786年及1789年、俄国在1820年及1821年、美国在“折衷方案”施行以后所发生的现象虽然并不恒久存在，但涉及的数额却那样庞大，而根据流行学派的说法，则我们仍将认为是没有什么实际利害关系的现象。
最后，还有一点须特别表明，我们所要讨论的对象并不是那些殖民地和附属国，也不是那些小国和孤单的独立城市，而是那些有着自己的商业系统、工农业系统和货币、信用系统的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大国。
作为一个殖民地，它的输出可以不断地大大超过输入，而不必牵涉到繁荣程度盛衰的问题，这一点显然是与殖尺地的特征相一致的。它的输出与输入总额，如果能年年增长，它就能随着这个增长比例而繁荣起来。如果它的殖民地产品输出经常地、大量地超过工业品输入，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也许是由于那里的地主是居住在他们的祖国的，他们的收入，即殖民地产品、农产品或由此变换成的现款，就必然要流入母国。如果情况相反，母国对殖民地输出工业品大大超过输入的殖民地产品，那么这一点也许主要是由于逐年进行移民或贷款，使大量资本经常流向殖民地的原故。这一现象对于殖民地的繁荣，当然是极度有利的。这样的情况可以延续几个世纪，而因此发生的商业恐慌却很少见，或简直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殖民地，它既不受战争威胁，也不会受到敌对的商业措施或母国国家银行措施的压迫，殖民地是没有它自己特有的、独立的工商业与信用系统的，正相反，它是经常受到母国的信用机构和政治措施的支持的，这就避免了一切在这方面可能受到的危害。
象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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