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法兰德斯和布拉奔，从它们人民的性格与风俗、血统与语言来说，或者从它们的地理位置与政治关系来说，都是日耳曼帝国的组成部分。这里曾屡次有查理曼大帝的行踪，他时常驻札在这一带附近，由此对这些地区在文化上所发生的影响，当远比对德国较偏僻地区所发生的影响为强大。还有一层，法兰德斯与布拉奔生来就特别适宜于农业和工业，就象荷兰的宜于畜牧和商业一样。
这些沿海地区的国内贸易，由于广泛而优良的海上与内河航运而获得了莫大便利，这种情况在德国是没有一处比得上的。那些足以阻碍上述地区进步的因素之所以能够消除，运河之所以能够开辟，即使就很早时期来说，也必然是由于水路运输在农业改进、城市发展方面的有利影响。法兰德斯历任的主政者，早在德国所有别处的主政者之前就看到了保持地方治安、改进路政、发展工业、建设城市等的价值，这种情况就格外促进了法兰德斯的繁荣。这个地区在地利上既占优势，主政者对于盗贼与野兽的扑灭又进行不遗余力。在这样情况下跟着发生的当然是城乡之间商业的活跃，畜牧、特别是养羊业的发展以及大麻、亚麻产量的增进；而且原料生产既欣欣向荣，财产与商业经营的安全又有保障，于是为制造这些原料时所需的劳动与技术就会与之相适应，这是势所必然的。同时这里的主政者对于羊毛纺织工人的争取也没有坐失时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这里不久就从国外招募了这样的技工。
法兰德斯获得了汉撒同盟与荷兰方面在贸易上交流的支援，它由于毛纺织业的发展，不久就成为北欧的商业中心，与威尼斯由于工业与航运业的发达而成为南欧中心的情况互相辉映。商船运输、汉撒同盟与荷兰之间的互惠贸易和法兰德斯的工业这几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统一体，一种真正的国家事业，这时法兰德斯工业的最高地位还没有遇到敌手，因此以它的情形而言，商业限制政策并没有需要。处于这样的环境，工业在自由贸易下可以获得最大发展，法兰德斯的主政者是懂得这一点的，而无须向亚当·斯密请教。法兰德斯的主政者，伯爵绳伯特三世（robertiii），当英王要求他把苏格兰人逐出市场时，他的回答与现代流行学派的理论精神十分符合，他说，“法兰德斯一向认为它是一切国家的一个自由市场，如果违背这个原则，就与它的利益有了抵触。”
法兰德斯是北欧的首要工业区，布鲁日是北欧的主要市场，这样经过了儿个世纪之后，它们的工商业地位就转移到了邻近的布拉弄地区。因为法兰德斯的主政者不愿继续给与它们在全盛时期所要求的那些特权。于是安特卫普占了商业的首座，鲁文（louvain）成为北欧的首要工业城市。由于这种情势的变化，布拉奔的农业不久就有了高度发展。早年时期租税由用实物檄纳改为用货币缴纳的这种变革，尤其是关于对封建制度方面的限制，都是对它特别有利的。
这时荷兰人作为汉撒同盟的对手，在统一力量下显露头角，这就打下了将来他们在海上挣得权势的基础。荷兰这个小国在自然条件上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它善于应付，随处能取得利益。荷兰人在海洋的侵袭下作了长期不断的斗争，这就势所必然地养成了刻苦耐劳与胃险进取的精神；他们的土地是在不断艰苦斗争下保持住的，这就养成了对土地格外珍惜的观念，把它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在这方面所化费的力量简直是难以形容的。他们受了造化的限制，所能从事的只是航运、渔业和肉类、干酪、奶油的生产，他们不得不靠了海洋运输、rǔ制品出口和渔业来满足他们对谷类、木村、燃料和衣着材料这些方面的需要。
汉撒商人在后期逐渐被荷兰人撵出东北各国市场，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这里可以略举其间的主要原因。汉撒商人所需要的农产品和木材，主要取给于与他们的城市直接毗连的地区，而荷兰人所需要的这类物资，数量却比他们所需的要大得多。而且荷兰有邻近的比利时工业地区，有来因河一带广阔、肥沃、遍产葡萄的地区，况且这条河流还可以一直通航到瑞士山地，这些都是对它极有利的。
沿海国家的商业与繁荣取决于水路交通所赖的河流的流域是否广阔，这一点可以认为是一个通则。我们只要看一看意大利地图，就可以明白威尼斯商业之所以大大超过热那亚或比萨的商业。其自然条件上的原因就在于波河流域之广阔和富饶。荷兰商业的主要根源是来因河及其支流的灌溉地区，这些地区远比易北河及威悉河流域为丰饶，而荷兰商业之所以优越于汉撒各城市的商业，其原因也在这一点上。此外荷兰人还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有个人叫作被得·鲍克尔斯（peterbockels）的，发明了一种腌制青鱼的特有方法，这种方法即以其人而得名，他的方法秘不外传，经过了一段很长的保密时期，在这段期间，这一行业由荷兰人独占其利。用此法制出的青鱼质量特别优美，因此在市场上可以获得高价。据安德森说，自从荷兰发明了这种制鱼方法以后，数百年间，英格兰和苏格兰鱼商虽然享有巨额出口津贴，他们的青鱼在国外仍找不到市场，即使竭力减价，也无法与荷兰人竞争。要晓得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发生以前，各国对于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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