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见,却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个“道德”来了。那么,对于形同鬼蜮破坏女师大的人,应以什么上之否认加之呢?
“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时竟至于会用了“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西滢是曾在《现代评论》(三十八)的《闲话》里冷嘲过援助女师大的人们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现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似乎性情或体质有点改变。而且曾经感慨过:“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现代》四十)然而现在的公理什么会上的言论和发表的文章上,却口口声声,侧重多数了;似乎主张又颇有些参差,只有“吃饭”的一件事还始终如一。在《现代评论》(五十三)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嫚骂”,而忘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毛厕”,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陈源。陈源不就是西滢么?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但他们究竟是聪明的,大约不独觉得“公理”歪邪,而且连自己们的“公理维持会”也很有些歪邪了罢,所以突然一变而为“女子大学后援会”了,这是的确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报》上所载该后援会开会的记事,却连发言的人的名姓也没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后来连对于自己的姓名也觉得可羞,真是“内愧于心”了?还是将人“投畀豺虎”之后,豫备归过于“某君”,免得自己负责任,受报复呢?虽然报复的事,并为“正人君子”们所反对,但究竟还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后援”者为谁的稳当,所以即使为着“道义”,而坦白的态度,也仍为他们所不取罢。因为明白地站出来,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专在背后,用暗箭的聪明人的人格。
其实,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正如我一样,到北京来骗一口饭,岂但“投畀豺虎”,简直是已经“投畀有北”的了。这算得什么呢?以人论,我与王桐龄,李顺卿虽曾在西安点首谈话,却并不当作朋侪;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又何至于会有和他们连席之意?而况于不知什么东西的杂人等辈也哉!以事论,则现在的教育界中实无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之流,那是当然不能免的。不幸十余年来,早见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对于有些人的口头的鸟“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
(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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