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学进去，扎扎实实掌握这门本事，教出一批真正具有民族风格的学生到社会上去。你是第一个，不要辜负党的培养……”我听到把学艺和党这个提法粘在一起，有些害怕，也兴奋得肝颤，不明白和党有什么关系？说祖国、说文化，我就明白得多。看起来，这种提法跟连长命令上兵去炸掉一个堡垒的意思相同吧！不过，我觉得江丰是个热心肠的好人，何况，认真地、耐烦地去学习对我来说是心甘情愿的。我就去了。
我学到了整个工序。荣宝斋那时还有老板，走路一拐一拐的王仁山先生，看起来他懂得不少东西，可是成天呵呵呵！一点不露。书记是侯凯，一个难以忘怀的好人。帮忙最细致的是田宜生老兄，教刷印的是田永庆。他一边教我，一边正精心刷印，后来世界闻名的周昉的《花仕女图》，记得是30多张，绢本。董寿平和好几位画家在那儿做绘稿工作，都老实巴交到极点。
厨房卖包子，又大又粗糙，里头的馅令人不易忍受，我拼命喝水。中午便匍匐在办公室桌上将就着打瞌睡，很不习惯，自以为在做一种忍耐和锻炼的工夫。
白石先生那里我去过几次，看他画画。第一次记得是李可染先生同去的，我有了一个给老人木刻一张像的念头，他同意了。
一个大早晨，他住在一个女弟子——其实是一位太太——家里，正吃着一大碗铺满鸽子蛋的汤面。
脖子围着“围嘴”，以免汤溅脏了衣服，正吃得津津有味。见到我们进来，知道不是生人，含着一口面说：“坐”。我们又和主人寒暄了几句，女主人说他一大早就等你们来，换了衣服……
“……你认得熊希龄——熊凤凰吗？”
这问的是我，我说：“他跟我爷爷，父親有点親戚关系，我小，没见过他——香山慈幼院是我爷爷帮他经手盖的——爷爷死在企江熊家，搬回凤凰的……”
不再说话了。
大家等他吃面。窗台上一盆花草，有榆叶梅、刺梅、三色堇、仙客来和粉紫色的瓜叶菊和几盆没有花的兰草。
我见几个人那么冷场不太好受，指着他那碗面，对他讨好地说：
“这鸽子蛋很营养！”
他缓缓抬起头来看我，再继续吃他的面。李可染怕听不清我的话，又补充说：
“他说，这鸽子蛋很‘补’。”
老人又缓缓抬起头来看看他，再继续吃他的面。
我想，可能老头儿吃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搅乱他的兴致吧？别再说话，让他吃吧！
五六分钟后，老头忽然朗声叫起来：
“喔！力量大！”
这句话可真令我们惊愕，原来他一直在思索鸽子蛋的意义。“营养”，“补”这些含义他可能不懂，也可能装不懂；也可能应该用更恰当的字眼来形容他对于鸽子蛋喜欢的程度；也可能用“力量大”三个字更切合齐白石的艺术思维法则。不过，“力量大”三个字用得实在精彩，合乎老头的文学模式。
吃完面，他首先问：“怎么画呀！”
我请他随便坐，就这么坐着可以了。
我画得很紧张而顺手。告诉他用木刻刻好，再给他送来。我不信他知道木刻是什么，完成以后见了自然明白。
一个多月后，在荣宝斋刻完主板和套色板，再一次次地刷印出套色，大功告成之后，首先送到老头儿那里。同行的有裱画师傅刘金涛，齐的弟子许麟庐，雕塑家郑可和李可染。
我带了三幅拓印品，老人见了笑得开心，用浓稠极大的湘潭话说：“蛮像咧！”我恭敬地奉赠一张，他接住后转身锁进大柜子里。
我请他在另一张上题字。他写下：
“齐白石像。永玉刻，又请白石老石（此字错，涂掉）人加题，年九十四矣！”
郑可的那张，老人也题了。这时，老人忽然把我那张拿走，大家相顾茫然。他的护士说，这张是黄永玉同志的，你的锁进柜子里了。看过知道所言非虚，交给我说：“拿去，这张是你的！”
后来，刘金涛向我要了一张，叮惜老人已经去世，他便请老舍先生题字。前几年金涛认为应该由我保存，还给了我，我认为该由老舍纪念馆保存，附了一封信给舒夫人，请金涛自己送去了。
了了一段因缘，看看手边这幅老人题过的木刻，甚得意自己近40年前的作品，用齐老头的话说，真是有点“蛮像咧！”不免小小得意。
以后这漫长的时间里，我去过森林，去过云南撒尼族搜集“阿诗玛”的木刻创作材料，都用功地画了比实际需要多得多的速写。
我仍然系统地读自然科学的书，森林学、地质学、气象学、动物学……了解它们共性和特殊性的规律，得益匪浅，我也鼓励学生这么做。做一个版画家，一辈子要和书籍打交道，爱书、受书的教益……
我让他们对形象的质感和结构发生兴趣，因为木刻艺术仅用平行线的光感来表现形象是单调而乏味的。
带学生下乡体验生活时（一次到了一个海边），要求他们反复地画船、缆绳、水罐、渔网、浪、波和海的规律，山的结构，纵深关系，云、烟……所有这一切看得见的细节，不仅是搜集素材，还为了“背诵”，为了“储存”。
我不欣赏学生模仿我的风格，但高兴他们赞成我的主张。几十年来见到或听到他们在国内和国外的成就，我会为大家当年的辛酸而欣慰、落泪。相当长一段时期我没有画画。10年、20年、30年……
“文化大革命”之后，全学院的教职员工被送到农村劳动，由解放军看管。每天扛着农具，排成队，来回于宿舍和农场走32华里。3年。
不准画画，也不可能画画。但大家见到北方平原的春夏秋冬、落日、晨雾、星空，见到春树上的芽豆、夏日泽地为风吹动的茂草，迎着太阳的向日葵、薄雾，镣绕的秋山，排成人字的、遥遥的秋雁……你不想画画？想，但不敢。于是心胸里一幅幅作品排列、重叠着，秘藏起来。跟知心的朋友讨论那一点点“将来”。
回到北京，“四人帮”被打垮之后，一股暖流通向全国。
人、山水、树木，一切突然地活跃起来，充满生机。
人们把灾难深重的痛苦，个人的遭遇彼此当作笑料宣述，因为有恃无恐。
我开始义重操旧业，画起画来。我老了，像“打渔杀家”的老萧思所说：“老了，打不动了！”决心不教木刻。
有空的时候出去画点“速写”和不太速的“慢写”。
北京、湖南家乡、泰山、黄山、太湖、巴黎、柏林、罗马、墨尔本、东京、京都、曼谷……现在的香港。
诸位见过黄昏的落日吗？见过。
见过咸蛋黄颜色的落日吗？见过。
见过扁扁的，仿佛流淌着红色液汁的落日吗？唔……不一定见过。
见过方形的落日吗？……你会相信的。我做农民的时候真见过。是一种从容地、微笑着慢慢隐退的平行四边形。
宋朝蒋捷有阕《虞美人》词，下半阕是这样的：
“而今听雨僧庐下，须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我的雕塑
我一辈子想的就是搞雕塑。
如果年轻时有机会进美术学院的话，报考志愿首先就要填“雕塑”两个字。
我小时候有个难堪的名字，叫做“黄逃学”。逃学出名的原因虽并非全因为站在那些作坊门口看师傅们雕菩萨，只是我对这些工作醉心的心领神会和信心百倍，终生得益。
我逐步牢靠地熟悉工作的程序和步骤。从大体到细部如何着手，及至做眼睛、鼻子、嘴chún的诀窍也都一一掌握。有时找来一团黏土慢慢做将起来。泥土在手，十分自由，稍不合意，捏扁重做，只是不明白，做了这些东西，下一步有什么用处？大多都是丢了完事。长辈们见到孩子跟泥巴混在一起，不免总有些厌烦。
在集美中学读书，看见吴廷标先生做的泥塑，很受到感染和鼓舞。许其骏先生教劳作，我放手地做了一座女性中段，先生当面不说，倒是悄悄报告了任校董会秘书长的叔叔，叫了我去：
“你劳作做了什么雕塑？”
“人体。”
“你什么时间见过人体？”
“嗯——画报上……”
“胡说什么？以后老老实实做别的！”
1943年在“新赣南”教育部剧教二队当见习队员，没事的时候也找些泥巴来做人像。记得给同事殷振家大哥做了一个可以挂在墙上的高肉浮雕漫画像，又给画三毛的张乐平老兄做了一个同样的漫画像，大家见了发笑，称赞我做得好，心中十分高兴。
张乐平老兄在家里跟雏音大嫂阔气，举起棍子装着要打下来，不想碰断身后墙上我作品的鼻子，他十分后悔，我尝试修补，总因为濕泥巴粘不上干泥巴，永远修补无望。当我们都成为老人的时候（他更老），在北京相见，总难免要提到那个历史的遗憾，懊悔不止。
剧教二队有位对艺术有修养的赵越先生，他认为我的雕塑比我的平面美术要有前途，我听了十分惊喜震动，似乎说中我的心里。解放后在北京又见到他，“反右”以后他被划为右派，就失去了聆听教诲的机会。不久得到他逝世的消息，自顾不暇的际遇中，对他的逝世万分怅恫。
1947年在上海，上海有两个左派的美术团体我都参加了。一个叫做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我是会员。木刻协会每年春秋两次展览；美术作家协会不定期举行展览。记得我参加美术作家协会展览的是两件雕塑作品，一件漫画家张文元的漫画像，一件木刻家章西囗的漫画像，很让人家看了发笑。张文元和章西囗都是大家熟悉的脸孔。
想想看，1947直到1991年，44年里，“文化大革命”我只雕刻了一个小小的、用来压塑料“纪念章”的列宁黄杨木浮雕像。也只是好胜，因为家人一致认为我根本做不出来。所以我十分满意而解气。
这次在意大利翡冷翠，我对雕塑毕业的女儿和女婿说要做雕塑，他们建议我用蜡来塑造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动手，且从未见过用蜡做出的坯子。
动手之前，我把游伴好友姚育山轰到罗马、那波里、庞拜那一带去玩，要他起码五天之后才准回来。他畅游五天之后回到住处，我完成了七件。接着做完最后的一件。他恍然大悟地说：“原来雕塑这么容易！”
把这八件送到圣石城的铸造工厂去时，女儿假说是她和她一起毕业的同学做的，冀以能在工料上取点便宜，因为工厂老板跟她的教授是老朋友。
不料这老板当着我的面把她训斥起来：
“看！看！蜡模弄成这么厚，若是教授在这里，不训你才怪！你看！这个，简直像个实心的，太不成话！哪里像受过训练的？”
我是第一次在雕塑学习上受到训斥。说老实话，还没有任何人胆敢在艺术上如此放肆地训斥我而令我如此心悦诚服。
唉！一辈子最喜欢的艺术行当，要在这样的暮年才得偿所愿。
弄这玩意真顺手，真痛快！雕塑艺术的确具有另一种神力，跟文学。绘画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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