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必上前问一声好，热烈地握手。
表叔的家在沙滩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媽媽的保姆料理家务。我们发现在北方每天三餐要吃这么多面食而惊奇不止。
我是一个从来不会深思的懒汉。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好久我才听说，表叔在“革大”的学习，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日子。他被派定要扭秧歌，要过组织生活。有时凭自己的一时高兴，带了一套精致的小茶具去请人喝茶时，却受到一顿奚落。他一定有很多作为一个老作家面对新事物有所不知、有所彷徨困惑的东西，为将要舍弃几十年所熟悉用惯的东西而深感惋惜、痛苦。他热爱这个崭新的世界，对工作他正确地估计到将有一番开拓式的轰轰烈烈，旷古未有的文化大发展，这与他素来的工作方式很对胃口。他热爱祖国的土地和人民，但新的社会新的观念对于他这个人能有多少了解？这需要多么细致的分析研究，而谁又能把精力花在这么微小的个人哀乐上呢？在这个大时代里多少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人做的时候……
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他们親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两个表弟那时候还戴着红领巾，我们四人经过卖冰棍摊子时，他们还客气地做出少先队员从来不嗜好冰棍的样子，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跟当时的爸爸一般大了，真令人唏嘘……
我们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不到就返回香港，通信中知道表叔已在“革大”毕业，并在历史博物馆开始新的工作。
两年以后，我和梅溪就带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坐火车回到北京。三
从文表叔一家老是游徒不定。在旧社会他写过许多小说，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那么，他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没有；他只是把一些钱买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旧锦，明式家具……精精光。买成习惯，也送成习惯，全搬到一些博◆JingDianBook.com经典书库◆物馆和图书馆去。有时连收条也没打一个。别人知道他无所谓，索性捐赠者的姓名也省却了。
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了，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道一些鼓励的话。……
他的工作是为展品写标签，无须用太多的脑子。但我为他那精密之极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么地不了解他，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的逼迫有时使他生气。
一位我们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他，愿意为他的工作顺利出一点力气。我从旁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致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谈起。
保姆石媽媽的心灵的确像块石头。她老是强调从文表叔爱吃熟猪头肉夹冷馒头。实际上这是一种利用老人某种虚荣心的鼓励，而省了她自己做饭做菜的麻烦。从文表叔从来是一位精通可口饭菜的行家，但他总是以省事为宜，过分的吃食是浪费时间。每次回家小手绢里的确经常胀鼓鼓地包着不少猪头肉。
几十年来，他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没有这个习惯。当他得意地提到有限的几次宴会时——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那些日子距今，实际上已有半个世纪。
借用他自己的话说：
“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什么力量使他把湘西山民的朴素情操保持得这么顽强？真是难以相信，对他自己却早已习以为常。四
从文表叔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粘在墙上。他容忍世界上最啥苏的客人的马拉松访问，尤其仿佛深怕他们告辞，时间越长，越热情越精神的劲头使我不解，因为和我对待生熟朋友的情况竟如此相似。
有关民族工艺美术及其他史学艺术的著作一本本出来了，天晓得他用什么时间写出来的。
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婶婶很喜欢听我讲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话，往往笑得直不起身。这里有一个秘密，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她经常为他改了许多错别字。婶婶一家姐妹的书法都是非常精彩的，但她谦虚到了腼腆的程度，面对著称赞往往像是身体十分不好受起来，使人简直不忍心再提起这件事。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刘一幅木刻揷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了，不好看。为这幅揷图，表叔特地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想象，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
给我的打击是很大的。我真感觉羞耻。将近30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我总是提心吊胆想到这些话。五
在从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光潜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温存得很，親切地谈着话，吃着客人带来的糖食。印象较深的是巴老伯（家里总那么称呼巴金先生），他带了一包雞蛋糕来，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吃这些东西，缺了牙的腮帮动得很滑稽，一面低声地品评这东西不如另一家的好。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时候才能来北京一次，看这位在文学上早已敛羽的老朋友。
金岳霖先生的到来往往会使全家沸腾的。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褲，尤其怪异的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脑后捆起来。金先生是从文表叔的前辈，表弟们都叫他“金爷爷”，这位哲学家来家时不谈哲学，却从怀里掏出几个奇大无比的苹果来和表弟家里的苹果比赛，看谁的大（当然就留下来了），或者和表弟妹们大讲福尔摩斯。老人们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信口说出的典故和数字，外行几乎不大相信其中的准确性。
表叔自己记性也非常好，但谈论现代科学所引用的数字明显地不准确。尽管是在聊天，孩子们却很认真，抓着辫子就不放手，说爷爷今天讲的数字很多相似。表叔自己有时发觉了也会好笑起来：“怎么我今天讲的全是‘七’字（七十辆车皮，七万件文物，七百名干部调来搞文物，七个省市……）”
“文化大革命”时，那些“管”他的人员要他背《毛主席语录》，他也是一筹莫展。
我说他的非凡的记忆力，所有和他接触过的年轻朋友是无有不佩服的。他曾为我开过一个学术研究的100多个书目，注明了出处和卷数以及大约页数。
他给中央美院讲过古代丝绸锦缎课，除了随带的珍贵古丝绸锦缎原件之外，几乎是空手而至，站在讲台上把近百的分期和断代信口讲出来。
他那么热衷于文物，我知道，那就离开他曾经朝夕相处近40年的小说生涯越来越远了。解放后出版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序言中有一句话：
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听起来真令人伤感……
有一年我在森林，我把森林的生活告诉他，不久就收到他一封毛笔蝇头行草的长信，他给我三点自己的经验：
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士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这几十年来，我都尝试着这么做。
有时候，他也讲俏皮话——
“有些人真奇怪，一辈子写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不奇怪；写得不好倒真叫人奇怪。”
写小说，他真是太认真了，十次、二十次地改。文字音节上，用法上，一而再的变换写法，薄薄的一篇文章，改三百回根本不算一回事。六
从文表叔有时也画画，那是一种极有韵致的妙物，但他竟然不承认那是正式的作品，很快地收藏起来，但有时又很豪爽地告诉我，哪一天找一些好纸给你画些画。我知道，这种允诺是不容易兑现的。他自然是极懂画的。他提到某些画，某些工艺品高妙之处，我用了许多年才醒悟过来。
他也谈音乐，我怀疑这七个音符组合的常识他清不清楚？
但是明显地理解音乐的深度，用文学的语言阐述得非常透彻。
“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他也常常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些作曲的方法，一定写得出非常好听的音乐来。这一点，我特别相信，那是毫无疑义的。但我的孩子却偷偷地笑爷爷吹牛，他们说：自然咯！如果上帝给我肌肉和力气，我就会成为大力士……
孩子们不懂的是，即使有了肌肉和力气的大力士，也不一定是个杰出的智慧的大力士。七
从文表叔在反右前夕出过一件有惊无险的巧遇。
那时“引蛇出洞”刚开始，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表叔这个人出于真心诚意，他完全可能口头或书面弄出些意见来的。他之所以一声不响是因为一个偶然的赌气救了他。
“鸣放”期间，上海《文汇报》办事处开了一个在京的知名人士的约稿或座谈的长长名单，请他们“向党提意见”，名单上，恰好著名演员小翠花的名字跟他隔邻，他发火了。他觉得怎么能跟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呢？就拒绝在那张单子上签名。
我没有听说过他喜欢京戏，高兴的时候曾吹牛用过几块光洋买票，看杨小楼、梅兰芳的“别姬”，我半信半疑。即使是真事，他仍是逢场作戏。否则，看见自己的名字跟小翠花这京剧大师排在一起时就会觉得十分光彩。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呢？
由于京戏的外行而失掉了“向党提意见”的机会，从而在以后不致于变成“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小翠花京剧大师救了他，他还不知道。
曾有一位文化权威人士说沈从文是“政治上的无知”，这不是太坏的贬词，可能还夹带着一点昵爱。到了2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政治的无知”已成为普遍的群病，那位文化权威身陷囹圄浑身不自在时，笑余之暇，不知有否想到当年对沈从文的政治评价？虽然至今我认为他还是说得对的。只可惜在历史的嘲讽中他忘了自己。八
钱钟书先生有次对我谈起他：
“从文这个人，你不要认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这是真的。
倒也是对了。如果解放以后不断地写他的小说的话：第一是老材料，没人看，很容易扫兴；第二，勉强学人写新事物，无异弄险。老媳婦擦粉打胭脂，难得见好。要紧的倒是逢到“运动”，抓来当“丑化新社会”，“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典型，命中率一定会是很高的。
当时下决心不写小说，恐怕他也没有太多的“预见性”，不过只是退出文坛，省却麻烦而已，也免得担惊受怕。
这个决心是下对了。
30多年来在文物研究上的孜孜不倦出了成绩，就这点看，说他是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一直工作到咽气的研究者，怕还不过分吧？
文学在他身上怎么发生的？
他的故乡，他的家庭，他的禀赋，他的际遇以及任何人一生都有的那一闪即过的机会的火花，这都是他成为文学家的条件。
在作品中，他时常提到故乡的水和水上水边的生活。少年和青年时代，水跟船令他得到接触生活的十足的方便，加上年轻的活跃时光，自由的情感，以及对于自己未来命运的严肃的“执著”。
他说的那本“大书”，是他取之不尽的宝藏。他的用功勤奋，特殊的记忆力，都使他成为以后的这个丰盛的“自己”。
他成为作家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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