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在您的诗歌散文和诗作中，常常提及湘楚，您的一句“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激动过无数的湖湘人。这次你好像是第一次来湖南，我想请问您，当您置身湖湘之地，而且现在又是站在文化的中心岳麓书院给我们大家讲学，此时的感受与您以前神游湖南的种种猜想有什么不同吗？
答：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湖南，可是因为中国文化，因为古典文学的关系，湖南对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说来都是那样神秘、美丽而又親切。从最古代的《离騒》一直到现代的小说，比如沈从文的《边城》，湖南都给人一个美好的印象、形象。所以我这次来到湖南，虽然开头是下雨，我希望以后会有晴天。我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机会可以到岳阳、常德甚至于洞庭湖边、张家界的山上，去领略湖南各种美景。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非常领会到湖南朋友的热情以及湖南听众的热情，风雨都无阻，而且打不散的各位朋友令我非常感动。尤其今天是在岳麓书院，每一个读书人都会悠然怀古、肃然起敬的书院。想到当年朱熹夫子在此讲学，我觉得我也能站在这儿是非常荣幸。朱熹是福建人，我也是福建人，所以并个是第一次福建人从台湾渡海来到岳麓书院。（掌声）同时，朱熹夫子也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就是中华的文化，也就是每一个作家的同情与想象力。不过，今天的“活水”似乎多了一点，而且是从天上下来。我要特别感谢刚开始时候，湖南大学的同学们很精彩的朗颂以及刚才李元洛先生的精彩的背颂。（掌声）
听众：您的学术报告，引发我的忍考。因为我写诗也是多年。您满头的白发如果说是引发人们纯洁的向往，那么您深色的西装就是引发我对人类命运的深层的思考。我想跟你提的问题是，您的诗歌里面散文里面所涉及到了自身的命运，你是怎么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深层地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的？
答：谢谢2您刚才等于写了一首优美的小诗，您的赞美我觉得不敢当。我想我的聪明，像所有中国作家的聪明一样，都是从汨罗江开始的。（掌声）《诗经》当然是一个源头活水，不过那是集体的。而一位个人的诗人，像屈原这么伟大的诗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那确实就在汨罗江。所以我认为汨罗江是一切一切作家的蓝墨水，不论你现在用什么，用电脑，用网络，总之汨罗江是一个上游，是一个来源。至于您后来那个问题很庞大，也非常复杂，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请你再讲一下（您的问题的最后一句）。
听众：就是您如何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
答：我想每一个作家他当然会放眼全人类，认同整个民族。不过他的作品必须从个人的经验出发。我的命运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不过呢，海峡两岸曾经有几十年的隔离，50年的隔离。希望将来能够再度结合，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忘掉了、而抛弃掉五千年的文化。（掌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分裂或者隔离有长于50年整，所以只要能够坚定民族的信念，拥抱中华文化，那么一定可以渡过难关。所以我的命运只是千万、亿万中国人命运的一个例子而已。所以我历年来写那么多诗跟散文，像刚才湖南大学学生朗颂的《乡愁四韵》，或者《民歌》，或者《乡愁》，这些都是我在诗里面为自己喊魂，把我的魂魄喊回来，把我的汉魂唐魄喊回来；否则，在这个西潮，在世界的整个乱局之中会丧失我的自我。讲中华文化比较空泛一点，对于一个作家讲来，把握中华文化的把手，应该就是中文。无论政治怎么改变，无论形态如何差异，中文，美丽而悠久的中文，是结合所有中国人心灵的一条长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用中文来写作，都负有重大的一个任务，要把中文写好，不要让李杜的中文到我们手里沦落为过分西化，或者大生硬，或者大繁琐的一种语文。有记者有一次问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去——你离开祖国有什么感想？他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那里就有一个作家的抱负。凡一个作家到什么地方，他能把握自己的语文，能够拥抱自己的文化，那个地方就是中国了。所以我的信心就是在我的语文之中。我在诗中怀乡，我在诗中唤醒古典的背景，我在诗中向李白说话，向苏东坡诉说我的心情，这都是一种怀乡表现。
余光中：有一位朋友问（回答纸条上的问题——编者注），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降五四的半旗》，对五四文化的评价有扬有弃，他问我，台湾、大陆对五四新文化的传承有何异同？并让我展望一下世纪之交的发展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世界上任何题目都是内行觉得太大，外行觉得太小。我年轻时候是写过一篇文章，叫《降五四的半旗》。那差不多是40年前写的了。那时候我只有30岁，是少年气盛。那篇文章里我说五四那个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不够彻底，输入西方的新的文艺的风格还不够地道。那时候我是一个参加甚至推行中国文艺现代化的一员猛将，勇往直前。当然，后来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变了，年龄也增长了，对于五四的评价也改变了。我后来非但不以五四的不够彻底西化引为憾事，反而觉得五四的现代化提倡的几样东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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