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于咸丰五年，正值大乱。至十二岁而各省肃清，廿三岁到京时，完全一升乎景象。《传》云“十年生聚”，其期固不爽也。今日各省民生涂炭，不亚于咸同之时，特不知何日可生聚耳？
《孟子》言：一治一乱。易卦于剥之后，继之以复。今固乱时也，乱必有治；此固剥时也，剥必有复。古人有见于此，着经世之书，以待将来，不以世乱妄自菲薄，徒忧伤憔悴以终。语云：“天下自乱，吾心自太平。”诚非无所见而云然也。
局外说闲话，天下无难事；事后说闲话，古今无完人。此四语，吾幼时闻之父执杨陶径学博森藩所言也。其人皓首庞眉，丰采焕发，议论风生。常到我家，所谈皆足以动听，惟此四语余牢记在心，至今不能忘。后生小子动辄开口骂人，亦自成其夭相而已。
孙夏峰云：“勿系恋既往，勿悠忽现在，勿希冀将来。”此三语吾屡屡举以告人。看似甚浅，然苟能力行此语，则不知心地要何等干净。吾老矣，从前所做之官，与所用之钱，绝不介介，即所谓勿系恋既往也。目前只守勤俭二字，应做事必做，应读书必读，即所谓勿悠忽现在也。至于后来之功名富贵四字，绝不一着梦想，即所谓勿希冀将来也。人以我之顽健，谓为善于养生，其实皆得力于此三语也。
名不可以太盛，盛则易惹是非；权不可以太重，重则易丛恩怨。周孔之圣尚且不免，况其下者乎？今而知巢、许之清高，老、庄之冲逸，亦自有千古也。
孔子之美柳下惠也，只述其三黜不去之言，此外不着一字。所谓欲求其遗议，则亦无形，诸叹赏，则已赘也。若论孔文子之不耻下问，许之为文，称其一节也。论臧文仲之居蔡，明其非，知不宥其一眚也。圣人臧否人物，且有权衡。今之论古来人物者，震其功名，便极意揄扬，不留遗议；而于其薄眚微瑕，不惮曲笔而为之讳。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如谓建功立业之人，无一非循规蹈矩，是曲避吹毛之嫌，转失纪事之实，何以昭示后人哉？夫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律己之严，隐恶扬善，执两用中，察言之知也。而于论世知人之旨，固有间也。
香山诗曰：“胸中无细故。”放翁诗曰：“不思明日事。”此语看似平易，细按之，即主静之学也。人到老而闲退，则目前之事，何一非细故？即非闲退，而浮生若梦，一生之功名富贵，又何一非细故哉？明日之事，今日岂能预定，思之何益？苟知此意，即此是学也。
王偊翁曰：“上山则惫，下山则快，以下山之快，偿上山之惫，不如平地之安也；曝日则热，浴水则凉，以浴水之凉，解曝日之热，不如就阴之爽也。”此平易之言，亦即以静镇躁之意也。
吕新吾曰：“嗟夫，吾辈日多而世益苦，吾辈日贵而民日穷，世何贵而有吾辈哉？”此才算是有责任之言。今人动曰：“天下安危，匹夫有责。”试问比年以来，百姓日苦一日，日穷一日，果谁使之，孰令致之，试问何以自解？
语云：“虽万不可却之情，求屡亦厌；虽万不可抗之势，逼极亦争。”又曰：“有情不可讨尽，有势不可用尽。”此等阅历有得之言，求之近今之人，似未有见得到说得出者，殊不慨也。
朱柏庐曰：“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盖人有祸患，本是自作之孽，然安知无冤抑之时，若幸灾乐祸，岂不有伤忠厚乎？况生当乱世，人之苟全性命者，殊非易事，其身遭不幸者，何可偻指？此孔子所以不尤人而悯人之穷也。
《大学》曰：“为国者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是利须辅义而行也。今人亦云：“有权利，须有义务。”亦未尝惟利是图也。然利而曰权，是利所在，即权所在也。史迁曰：“贪夫殉财，夸者死权。”曰殉曰死，同一死路也，是权利直可作权害解也。人之争权夺利者，抑何知害而不知避也。
吕新吾曰：“且莫论身体力行，只听随在聚谈，曾几个说天下国家、身心性命、正经道理？终日哓哓剌剌，满口都是闲谈。吾辈试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间，可否如此度日？”此言诚是也。但今人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为藉口，逞臆而谈，祸人家国，卒之党派纷歧，闹成内乱不已。噫！人心世道之忧，是岂新吾所及料哉！
西人谓孔子为大政治家。吾自外任后读《论语》，便与幼时意境大不相同。新吾《呻吟语》，非徒讲学也，其论治处尤为真切有味。陈文恭所着《从政遗规》，亦语语着实。吕、陈相距百数十年，其体悉民情，多若合符节，然即证诸《论语》所云，亦何尝不一一吻合。无他，同是中国人，古今固同此性质也。今日欧风东渐，国体更变，渭将来人心世道，必异于古之所云，则亦一种疑案也。
人之言曰：“天下不患无才。”噫，此言缪矣。《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此言三公之任事至重大，非用当其才不可，安得不以无才为患。若百僚庶尹府史胥徒，以无关轻重之事，择无足轻重之人为之，何至有乏才之虑。而不知无足轻重之中，亦必有所谓稍足轻重者，此其人亦非头脑稍清晰，事理稍明白者，不足以当之。所以临事用人，每有人待事、事待人之叹，殆非更事较久者不能知此苦也。
人生世上，闲忙两字而已。吕新吾云：“耐苦易，耐闲难。”吾今日觉闲中大有佳趣，无须耐矣。可见人只知有忙，不惯有闲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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