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在此不适用，”埃利斯说。但他的说话声僵硬又恼怒。
“我不敢肯定，”曼依说。由于阶梯房间里有几个疑惑不解的人朝他转过身来，他作了如下解释：“Ｌ先生是几年前这里出了名的一个病人。他三十九岁，患有晚期肾炎，是慢性肾小球性肾炎，医院考虑为他作肾移植手术。因为我们的移植设备有限，手术病人有医院审查委员会选定。委员会里的精神病科医生强烈反对把Ｌ先生当作肾移植候选人，因为他患有精神病。他相信太阳统治地球，他白天拒绝出门。我们感到他反复无常，肾脏移植对他不会有好处，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手术。六个月后，他自杀身亡，真是一场悲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花费成千上万美元并且专家要辛苦许多小时才能完成的肾移植手术，不是可以让别人从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吗？”
埃利斯踱来踱去，一只坏脚在地板上轻轻地拖动着。罗斯知道他在这咄咄逼人的言词下感到害怕。埃利斯通常总是小心翼翼，尽量不暴露他的残疾，只有眼尖的人才看得出他的跛脚。可在他劳累、愤怒或害怕的时候，这缺陷就一目了然了，简直就像他无意识中在乞求同情：不要攻击我，我是个跛子。
“我理解你的反对意见，”埃利斯说，“就你刚才的话而言，你的观点是无可辩驳的。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本森受到扰乱，我们的手术也许无法改变这一情况，这千真万确。但要是我们不为他进行手术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他的发作对他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都是一种威胁。他的发作给他惹了法律麻烦，况且他的发作日见严重。手术将阻止发作，我们认为这对病人是一大好处。”
高高在上的曼依微微耸了耸肩膀。珍妮特·罗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它表明双方的看法不可调和，已陷入僵局。
“好吧，”埃利斯说，“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人再提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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