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疋下河北，助籴军储。壬寅，同知谏院司马光以三札子上殿。其一论君德，曰：『臣窃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关一则衰，阙二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臣窃见陛下天性慈惠，谨微接下，子育元元，汜爱群生，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过。然践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纪纲犹有亏缺，阊里穷民犹有怨叹。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扬圣化，将陛下之于三德万分一亦有所未尽欤?臣伏见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渊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复询访利害，尽察得失，一皆可之。诚使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实正人，则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则岂可不为之寒心哉?伏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廊日月之融光，奋乾刚之威断，善无微而不录，恶无细而不诛，则唐虞三代之隆何远之有?』其二论御臣。曰：『臣闻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途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择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途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非特如是而已，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学者待顾问，有政术者为守长，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如是而朝廷不尊，万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请伏面欺之诛。』其三论拣军，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书，其三送枢密院，戒拣军官。
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宋、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完者访求之。司马光言：『臣切以赦者害多而利少[4]，非国家之善政也。汉大司马吴汉病笃，光武亲临，问所欲言，对曰：「惟愿陛下无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贼良民之盛者，莫大于数赦。」蜀人称诸葛亮之贤亦曰：「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然则古之明君贤臣，未尝以赦为美也。伏望下中书：今后每岁疏决不过一次[5]，或早或晚。或外人不可预期，或遇亲祀南郊之岁，更不疏决，永为定制，庶几为恶之人不敢指以自宽，有所戒惧。丁卯，司马光进《五规》，一曰《保业》，二曰《惜时》，三曰《远谋》，四曰《重微》，五曰《务实》。
《保业》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艰，守之至艰。王者始受天命之时，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与角智力而争之，智竭不能杭，力屈不能支，然后肯稽颡而为臣。当是之时，有智相偶者别为二，力相参者则为三，愈多而愈分。自非智力首出于世，则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艰乎?及夫群雄已服，众心已定也，人之性皆以为子孙万世如泰山之不可摇也，于是乎骄惰之情生。轿者，玩兵黩武，穷泰极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涣然，四方糜溃，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虑不及远，善恶杂揉，是非颠倒，日复一日，至于不振，汉、唐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艰乎?』《惜时》略曰：『《周易》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丰》：「亨，宜日中。」孔子传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圣人当国家隆盛之时，则戒惧弥甚，故能保其令闻，永久无疆也。』《远谋》略曰：『《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戶。」迨天之未阴雨者，国家闲暇，无灾害之时也。彻彼桑土者，求贤于隐微也。绸缪牖户者，修敕其政治也。』《谨微》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除；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务实》略曰：『夫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诂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材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询安危、访治乱，纳谏之实也。速勇果、习战斗，治兵之实也。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为也。』
丁亥，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王介、苏轼、苏辙。轼所对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辙第四等次。时辙对语切宜，胡宿力请黜之，上不许，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除官，知制诰王安石疑辙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为词。韩琦笑曰：『彼策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已而谏官杨畋见上曰：『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也。乞宜付史馆。』上悦，从之。戊寅，诏自今知州军监、知县县令有清白不扰而实惠及民者，令本路监司保荐再任；政绩尤异，当加奖擢。
闰八月庚子，枢密使曾公亮为吏部侍郎、平章事，参知政事张昪为枢密使。辛丑，枢密副使欧阳修参知政事，翰林学士胡宿为枢密副使。群臣多更张庶事，以革宿币。宿曰：『变法古人所难，不务守祖宗成法，而徒纷纷，无益于治也。』丁未，司马光奏：『臣曾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继嗣，以遏乱源。伏望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上时简默不言，虽执政奏事，首肯而已。闻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尔。』光曰：『臣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书。光曰：『不可。愿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光诣中书。宰相韩琦问光：『今日复何所言?』光默计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广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庙社稷大计也。』琦喻意，不复言。
九月癸丑，诏三司如闻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内藏库缗钱一百万助籴军储。壬戌，知谏院杨畋、司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内臣，不过去御座数步，恐漏泄机事。』诏自今止令御药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备宣唤。余悉屏之。司马光复奏：『臣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千亿，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所厚善者尔。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上大感悟，曰：『送中书。』光至中书见琦等，曰：『诸公不及今议，异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皆唯唯，曰：『敢不尽力!』时知江州吕诲亦上言：『惟陛下思祖宗造宋之艰难，监成安隳汉之基祚，窒奸臣附会之渐，绝后世窥觎之患，早为定断，慰安人心。』
冬十月，知谏院杨畋言：『文臣七迁而内臣始得一磨勘，其法不均。宜如文武官例增其岁考。』畋为言事官，顾以士人比阉寺，议者讥其失职。壬辰，起复前左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宰相韩琦等与同列奏事。读光、诲二章。未及有所启，上遽曰：『朕有此意，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顾曰：『宗室中谁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不敢言，当出自圣择。』上曰：『宫中尝养子二人，小者甚纯，然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上曰：『名某，今三十许岁矣。』议定将退，琦复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来日取旨。』明日又启之，上曰：『决无疑也』。琦曰：『事当有所渐，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时，皇子犹居父丧，乃议起复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从内批。』上曰：『此岂可使妇人知之?只中书行可也。』遂降此语。至和末，上得疾，文彦博、富弼、刘沆与王尧臣勤上早立嗣，上既许之，及疾愈，寝其奏。既而言者相继，范镇、司马光所言尤激切，包拯为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许，言者亦稍怠。琦一日取《汉书﹒孔光传》怀之以进，曰：『汉成帝即位二十三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于是因光等言，卒成上意。
壬寅嘉祐七年春正月乙亥，诏太常礼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皇后庙为祠殿，岁时令官臣以常馔致祭。』初，谏官杨畋上言：『二后并侑，欲以致孝也，而适所以渎乎享帝。后宫有庙，欲以广恩也，而适所以渎乎享亲。请如礼官所议。』故降是诏。初，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由是盗贩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虔州官籴盐岁才及百万斤，朝廷以为患，先是[6]，屯田员外郎蔡挺知南安军，常条奏利害。至是，擢挺权提点江西刑狱，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纳私藏兵械，以给巡捕吏卒，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十斤、不以甲兵自随者，止论算交纲。淮南既团新纲，又捐籴价，岁课视旧额增至三百余万斤，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久之，江西盐皆团纲运，致如虔州焉。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言：『陕西之兵，厢、禁军凡二十万，其间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数乃过半[1]。请下诸路，拣其不任征役者汰之，取占伎巧者论如法。』从之。枢密副使赵概为参知政事，权知开封府吴奎为枢密副使。
夏四月壬申，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诰兼侍讲司马光为天章阁待制。先是，光与吕公著并召试中书。光已试而公著终辞。及除知制诰，光乃自言：『拙于文辞，本当辞召，初疑朝廷不许，故黾勉从命。继闻公著终辞得请，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辞，而妄意朝廷之不许也。』章九上，卒改他官。
五月丁未朔，命起居舍人司马光仍知谏院。光上疏曰：『窃以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上行下效谓之风，薰蒸渐溃谓之化，沦胥委靡谓之流，众心安定谓之俗。及夫风化已失，流俗已成，则虽有辩智，弗能谕也。强毅不能制也，重赏不能劝也，严刑不能止也。自非圣人得位而临之，积百年之功莫之能变也。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几，征伐刑赏断于圣意，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于是剪削藩镇，齐以法度，择文吏为之佐，以夺其杀生之柄。揽其金谷之富[8]，其麾下精锐之士聚诸京师，以备宿卫。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陆梁，然后天子诸侯之分明而悖乱之原塞矣。于是节度使之权归于州，镇员之权归于县。又分天下为十余路，各置转运使，以察州县百吏之臧否，复汉部刺史之职，使朝廷之令必行于转运使，转运使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必行于县，县之令必行于吏民，然后上下之叙正而纪纲立矣。自是申明军[9]，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阶级，以相临统，小有违犯，罪皆殊死，然后行伍之政肃而士用命矣。此皆礼之大节也，故能四征弗庭，莫不率服，泛扫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继二圣之政，宣布善化，销铄恶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此乃陛下当战战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窃见陛下有中宗之严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谦逊不决，委之臣下。诚所委之人常得忠贤则可矣，万一有奸邪在焉，岂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谓委任而责成功者，择人而授之职业，丛脞之务，不身亲之也。至于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不由己出不可也。威福之柄失于人而习以为常，则不可复收也，此明主之所谨也。自景佑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10]，于是胥吏喧哗而斥逐中丞，辇官悖慢而废退宰相，卫士凶逆，其狱不穷奸，泽加于旧，军人骂三司使而法官以为非犯阶级。凡此数者，皆非所以习民于上下之分也。于是元帅畏偏裨，偏裨畏将校，将校畏士卒。奸邪怯懦之臣，至有简省教阅使之骄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挠正法使之纵恣，诋訾粟帛使之愤惋。彼既为之，则此效之，下既言之，则上从之，前既行之，则后袭之。苟彼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从，前行而后不袭，则怒怨聚于其身而祸乱生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变衰唐之俗，陛下高拱熟视以成后魏之风，此臣所以为陛下痛惜也。』又上疏论财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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