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上曰：『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考课院言：『准诏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分为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于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昏缪，出于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
六月丁巳，诏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前此，诲上疏曰：『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孰能去之?臣谨按：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今略疏十事，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诏视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诲坐贬。太白入井。壬戌，昼见。
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监言：日食辰巳间，有阴雾遮蔽。所食不及元奏分数，宰臣富弼等拜表贺。行均输法。癸未，上谓执政曰：『人君岂可怠于政理?朕非乐于劳苦，益思少时精神可惜，欲乘时有为，以安生灵。至于兵，乃是圣人之大权，所以安天下也。但不可轻用，非独杀人心所不忍，诚恐天道不佑。』甲申，日下有五色云。上御资政殿，因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为如何则可?』彦博奏以：『责在监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公弼曰：『朝廷当择诸司长官及十八路监司，无不济矣。』韩琦等新修《仁宗实录》一部二百卷，曾公亮等上《英宗实录》三十卷。
八月丙申，司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视朝，继以经席，入宫之后，省阅天下奏事，夜御灯火，研味经史。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癸卯，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盐酒税，御史里行钱觊监衢州盐税。初，御史知杂刘述及琦、觊等言：『切见陛下用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司马光言：『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贪；阎充国，陛下明知其猥。二者皆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为知州。今琦、觊止以迕犯大臣降监当，然则狂直之罪重于贪猥，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也。乞与本[1]。』不报。丙午，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初，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或致民心别生事变。上曰：『今令发运使兼制置六路财赋，务在均适有无。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骇?』纯仁曰：『人生不当言利，但当务农桑节用而已。』纯仁又申中书曰：『参政以文学自负，议论得君，专任己能，不晓时事。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盂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论为流俗之语。曾相公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见容，惟务雷同苟且。赵参政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徒闻退有后言。』公亮等以纯仁状进，乃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诏依所乞。上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九月，诏阁门引编校书籍，吕惠卿校勘，王存登对，皆王安石所善也。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从之。戊辰，初开经筵。王安石独奏事，上问曰：『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如何?』安石曰：『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卖祠部所剃者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
冬十月丙申，左仆射、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盖上意不乐其去故也。弼将去，复言于上曰：『比见亲旧，乃知人情大不安。进用多小人，诸处地动灾变。宜且安静。』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为礼部尚书、平章事。上既许富弼辞位，问弼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改绥州为绥德城。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塞门二寨，还以绥州。郭逵曰：『此正商于之地六百里也。』时已有诏俾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藏其诏不出，上言绥州宜守，且自劾违诏之罪。诏褒逵曰：『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于是诏城绥州，不复以易二寨。己亥，翰林学士司马光对，上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风俗何以得更淳厚?』
上曰：『升之有才智，晓民政。』光曰：『但恐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夺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从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上曰：『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但木强耳。』光曰：『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险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惠卿所为也。』上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能动人主?』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程颢言：『每有本职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奏候朝旨。既许上殿，伺候班次，动经旬日。台谏之职言责既均，则进见之期理无殊别，何独宪臣隔绝疏异?欲乞推原天禧诏书之意，使依谏官例，牒阁门即许登对。或所言急速，仍乞先次上殿。』诏三院御史及里行有公事，并许直申阁上殿。
十一月，司马光言：『欲据国史、实录所载，旁采异闻，效《汉书》作百官公卿表，以备奏御。』从之。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韩绛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用事，设制置条例司，引升之共事，升之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诈，故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事遂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盍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蔡延庆、孙觉并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险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轼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司马光言吕惠卿爱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上乃罢轼不用。丙子，诏自今诸路同提点刑狱复差文臣，于是武臣提点刑狱尽罢。上以武臣罕习吏文，多不足以察举所部人才，故悉罢之，人甚以为便。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饬国典，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改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上召光前，谓光曰：『其言如何?』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非便。』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益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民皆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或复支移折变，至今为膏肓之疾。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谓至论。』
闰十一月壬寅，张载为崇文殿校书。先是，吕公著荐载，召对，问以治道。载曰：『为政不以三代为法者，终苟道也。』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从之。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条例司又言：『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十二月乙亥，上问王安石以真宗时边事，安石曰：『臣按实录，当时君臣议论未尝说到底，上下相与，皆灭裂而已，则何以待夷狄?』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权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而岂以灯为悦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且卖灯皆细民，安可贱酬其直?愿亟罢之。』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三言曰：『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书凡七千余言。轼素不为王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断精敏，声问益远，论事益不休。
庚戌熙宁三年春正月，诏：『诸路常平广惠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先是，翰林学士范镇言：『青苗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渊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渊入奏称民间欢呼鼓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
二月壬戌朔，韩琦言：『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青苗钱，更有余钱，坊郭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五家为一甲，依青苗例支借。臣窃以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人。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官吏防下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陪?陛下励精求治，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癸亥，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陈升之曰：『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尔。』安石曰：『抑配诚恐有之，然俟其有，严行绌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安石曰：『直使州县抑配上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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