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于此。昔真宗奖用正人，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则忠良之士相继而起。其耄期厌事，丁谓乘间将窃国命，而风俗已成，无与同恶。谋未及发，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论，一付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忌人言，不敢忘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故虽人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及先帝嗣位，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诲、范镇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台谏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纷然逐去，由是风俗大败。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甲戌，上御迩英阁。侍读韩维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臣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司马光言：『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小有烦扰。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有小小利害未备，徐为改更，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
苏辙言：『蔡确憸妄刻深，韩缜识暗行污，章惇虽有应务之才，难以独任。司马光、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迨心。至若张璪、李清臣、安焘，皆斗筲之人。愿早赐罢免，别择大臣负天下之重望、有过人之高才者代之。』先是，知枢密院章惇言：『近奉旨与三省同进呈司马光乞罢免役行差役事札子，臣晓夕反覆看详，方见其间甚多疏略。光初言上户以差役为便，以出免役钱为害。到十七日札子内，却言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旬日之间两入札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相反，必是讲求未得审实，率尔而言。以此推之，措置变法之方，必恐未能尽善。」惇又常与同列争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八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御史中丞刘挚言：『窃虑五日之内，仓猝难了。乞特与展限作一月。』右司谏苏辙言：『窃见州县役钱，所在例有余剩，犹足支数年。欲乞将见在役钱臣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却于今年之内催督诸处审议差役，令的确可行，更无弊害。』始，司马光奏乞复行差役旧法，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两县差一千余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事实也。
祐祐祐祐
尚书左丞吕公著札于：『勘会司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今章惇所上文字，大率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望选差近臣三数人，专切详定闻奏。』是日，诏：『司马光建明役法，尚虑其间未得尽备，宜差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专切详定以闻。」初，范纯仁自庆州召入，闻光议复行差役法，纯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盖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况法度乃有司之事，所谓宰相，当为天子搜求贤才，布列庶位，则法度虽有不便于民者，亦无所患。苟不得人，则虽付以良法，失先后施行之次，亦足以为民病矣。』光弗听。纯仁叹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复折简遗之曰：『此法但缓行而熟议则事不扰，急行而疏略则扰。今公宁欲扰民而且将疏略之法使谬吏遽行，则其扰民又在公意料之外。以愚思之，不类公之所举。今纯仁画计不改公之法，而止欲先自京西推行，使不扰一人而公法可成。』光亦弗听也。
祐惇
闰二月己丑朔，王岩叟尝入对，极言蔡确阴邪巧佞，祖宗遗戒不可用炎人，两汉以来，仗节死义、立功立事，皆中原人。上曰：『为是旧臣。』岩叟曰：『熟非旧臣？』上曰：『近日颇旱。』对曰：『以圣德如此，无致灾变之理，惟是执政间有此人，所以致旱。』上曰：『待便行。』庚寅，蔡确知陈州，从所请也。台谏累有章疏论确，朝廷讫不肯正其罪，世以为恨云。司马光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光方以疾再乞宫观，未报而有是命。光固辞，不许。诏已差官详定役法，各递与限两月，体访的确利害闻奏。先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天下钱谷皆总于三司。自改官制以来，将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不能尽知天下钱谷之数，无由量入为出。欲乞令尚书兼领左右曹，诸州钱谷、金帛，须具文帐，申户部、六曹及寺监。欲支用钱物，皆须先关户部，符下支拨。如此，则利权归一。』是日，诏尚书省立法。命宰臣司马光提举编修神宗皇帝实录。司马光言：『天圣中，诸路止各有转运使一员，亦无提点刑狱。王安石欲力就新法，诸路始置提举常平广惠农田水利官，皆得按察官吏；又增转运副使、判官等，皆选年少资浅轻俊之士为之。』诏诸转运使只置使一员，副使或判官一员。其诸路提举官并罢。提点刑狱分两路者合为一路，共差文臣两员。本路钱谷财用事，悉委转运使；刑狱、常平、兵甲、贼盗事，悉委提点刑狱司管干。丁酉，王岩叟入对：『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则奸人有以迎意进说。』又奏：『乞察贤不贤，去留不可缓。贤者亦留，不贤者亦留，贤者耻而不乐为用。』上曰：『何如得民一归厚？』岩叟曰：『示以厚则民归厚，示之一则民归一，顾在上者何如耳。』又奏：『圣人不以无过为美，而以改过为美，不以无谏为美，而以从谏为美。」又奏：『两宫垂帘，杜绝内降。』太皇太后曰：『这个则极是，决然不到得，不消忧也。』刘挚言：『保甲罢团教，臣窃有私忧过计者。夫乡野之民，其性易于转习。今之保甲，衣必华细，食必酒肉，固已变其向者布麻粗粝之习矣。群众而笑喧，奋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鲁劳苦之习矣。臣愚以为宜有法以敛制之，若保甲之技艺强弱高下，州县皆有等籍。今按取优等之人，取其情愿，刺以为本州禁军，自余中下艺等亦召愿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为弓手、手力、耆户长之役。』苏辙言：『愿于元丰库或内藏库乞钱三十万贯，上以为先帝收恩于既往，下以为社稷消患于未萌。河北之民喜为剿劫，近岁创为保甲，驱之使离南亩，教之使习凶器，今虽已罢，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复锄，酒肉之口不可以复茹蔬。既无所归，势必为盗。故臣愿乞三十万贯为招军例物，选文武臣僚有才干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诸路，于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为禁军，随其人才，以定军分。』刘挚言：『知枢密院章惇素无才行。近者差役乃是三省、枢密院同共进呈，惇果有所见，当于是时敷陈讲画。今待敕命宣布，方始退而横议。惇非不知此法之是与非也，盖宁负朝廷而不忍负安石，欲存面目以见安石而已。』甲辰，刘挚言：『臣伏见户部尚书曾布在熙宁初，王安石托以腹心，故其政皆出于布之谋，其法皆造于布之手。臣时为御史，曾以此告之于先皇帝曰：「大臣误朝廷，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盖指布辈也。』朱光庭奏：『今日庙堂之上，司马光未出，只有吕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余皆奸邪。伏望圣慈早进范纯仁，庶得贤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辅圣政。』程颐为校书郎。先是，王岩叟言：『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頤学极圣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顥俱以德名显于时。陛下方欲用颢而颢卒，陛下复起颐而用之，四方俊乂莫不翘首乡风，以观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处之者当否。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得不独颐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隐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诏英州编管人郑侠特放逐便，仍除落罪名，尚书吏部先决注旧官与合入差遣，从监察御史孙升、左司谏苏辙所奏也。辛亥，诏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章惇宜解机务，可守本官知汝州，与放谢。其制辞曰：『鞅鞅非少主之臣，硁硁无大臣之节。』言者既数劾惇，惇居位如故。及惇与同列于帘前争论喧悖，有『它日安能奉陪吃剑』之语，太皇太后怒其无礼，乃黜之。王岩叟尝入对言：『治天下之道无他事，只在合人心而已。』上曰：『会得。』岩叟曰：『既荷陛下听纳，臣等不敢不极尽忠虑，惟在陛下久而不厌，常赐收采。』上曰：『甚善。』乙卯，同知枢密院事安焘知枢密院，试吏部尚书兼侍讲范纯仁同知枢密院。权给事中王岩叟言：『伏睹画黄，除同知枢密院安焘知枢密院，试吏部尚书范纯仁同知枢密院者。臣谨按：焘资材阘茸，器识暗昧，立朝以来，无一长为人所称。焘之不才，旧位且非所据，况可冠洪枢，颛兵柄？所有画黄谨缴连封进。其范纯仁除命，伏乞分为别敕行下。』岩叟又言：『臣两次论驳除安焘，窃闻已有指挥，门下省更不送给事中书读，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夺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夺也；身可忘也，而爱君之心不可忘也。陛下既重改成命，必欲施行，则愿指挥别差官权给事中，以全孤臣之守。』苏辙言：『安焘自同知枢密院除知院，度越四人，直出其上。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孙觉言：『安焘材能不为士大夫所称，臣以为岩叟封还，稍为举职。』刘挚奏：『焘备位执政以来，未闻有一善见称于人，亦不闻有一言少补于国。』又同孙升奏：『伏闻除安焘事，因给事中两次封驳，特降指挥，更不送本官书读，直下吏部施行。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门下书读省审而后行，所以审重防察，示至公于天下也。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驳不当，遂废给事中职业不合书读，则是命大臣而以私矣。私门一开，将何以振肃公道，维持纪纲乎？』丙辰，左司谏王岩叟、右正言朱光庭进对，太皇太后曰：『知卿等公正，朝廷有阙失，一一言来，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垂帘，官家又年小，不比神宗时。若非台谏公正忠孝及执政得人，一耳目何由得尽天下事？卿驳安焘甚当，但以顾托，不欲尽去。』又曰：『神宗时，执政若一一进言，安得有今日天下许多事？』又曰：『知人为难，尧舜犹病之。』又曰：『民间已苏息未？爱民当如赤子。』丁巳，安焘辞免新命，不允，敕黄付岩叟书读，岩叟又封还。诏：『应内外见监理市易官钱，许以纳过息罚钱充折。如已纳及官本，即便与放免。并坊场净利钱亦依此。或正身并保人孤贫者，权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余分限三年，随夏税带纳。』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君子小人之分辨则王道有成，邪正杂处于朝则政体不能纯一。太皇太后保佑圣嗣，安养生民，召用一二旧老，与之裁正法度，缉正纪纲，然大臣之异议者，则不能尽诚竭力，以称太皇太后之意。推原其情，盖有三说，一曰先帝之法岂可遽改；二曰国家用度至广，非取于民何以足；三曰司马光老且病，将不能终其事。当熙宁、元丰之际，小人之党棋布于天下，争利者争敛财，急功者争用兵，结民怨，起边祸，皆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无所补报而有以成之。』
三月己未，左司谏王岩叟言：『陛下用范纯仁虽骤，何故无一人有言？盖赏贤也。一进安焘，则谏官御史交章论奏，盖非公望所与也。今进一非才于极高之位，轻朝廷名器，一当论也；告命不由门下书读而行之，损朝廷纪纲，二当论也。』庚申，刘挚言：『安焘、范纯仁告命不由给事中，直付所司，陛下何故自隳典宪？』庚申，详定役法所言：『乞下堵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从之。司马光言：『伏睹朝廷改科场制度，凡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今国家大议科场之法，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气》、《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者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谷粱》、陆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光以奏蒿示范纯仁，纯仁答光曰：『《孟子》恐不可轻，犹黜六经之《春秋》。纯仁更有一说：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众之议。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之，不可更俟众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责议者少矣。[2]光欣纳之。戊辰，苏辙言：『陛下用司马光为相，虽应务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贤愚同敬。至于韩缜，以屠沽之行使与光同列，以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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