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惟据《殷本纪》，则祖乙乃河亶甲子，而非中丁子，今此片中有中丁而无河亶甲，则祖乙自当为中丁子，《史记》盖误也。且据此则大甲之后有大庚，则大戊自当为大庚子，其兄小甲、雍己亦然，知《三代世表》以小甲、雍己、大戊为大庚弟者，非矣。大戊之后有中丁，中丁之后有祖乙，则中丁、外壬、河亶甲自当为大戊子，祖乙自当为中丁子，知《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皆为大戊弟者非矣。卜辞又云“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后编》卷上第二十五页），甲为阳甲，庚则盘庚，辛则小辛，皆武丁之诸父，故曰父甲、父庚、父辛，则《人表》以小辛为盘庚子者非矣。凡此诸证，皆与《殷本纪》合，而与《世表》《人表》不合。是故殷自小乙以上之世数，可由此二片证之，小乙以下之世数，可由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一条证之。考古者得此，可以无遗憾矣。
附殷世数异同表
例一所举虽系史学上之绝大问题，然或有人嫌其多半仍是文字学的问题，不是纯粹史学的问题（其实史学语学是全不能分者）。现在更举一个纯粹史学的考定。我的朋友陈寅恪先生，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更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近著《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以长庆唐蕃会盟碑为根据，“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讹读，皆赖以订”。此种异国古文之史料至不多，而能使用此项史料者更属至少，苟其有之，诚学术中之快事也。文不长，兹全录之如下：
《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小彻辰萨囊台吉著《蒙古源流》，其所纪土伯特事，盖本之西藏旧史。然取新、旧《唐书·吐蕃传》校其书，则赞普之名号，往往不同，而年代之后先，相差尤甚。夫中国史书述吐蕃事，固出于唐室当时故籍，西藏志乘，虽间杂以宗教神话，但历代赞普之名号世系，亦必有相传之旧说，决不尽为臆造。今唐蕃两地载籍互相差异，非得书册以外之实物以资考证，则无以判别二者之是非，兼解释其差异之所由来也。
《蒙古源流》卷二云“穆迪子藏（坊刊本作减，误）玛、达尔玛、持（坊刊本作特，误）松垒、罗垒、伦多卜等，兄弟五人。长子藏玛出家，次子达尔玛持松（松下略一垒字，满文本已如是。）自前岁戊子纪二千九百九十九年之丙戌年所生。岁次戊戌年十三岁，众大臣会议辅立即位，岁次辛酉年三十六岁，殁。汗无子，其兄达尔玛即位”云云。按，小彻辰萨囊台吉以释迦牟尼佛涅槃后一岁为纪元。据其所推算，佛灭度之年，为西历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四年，故其纪元前之戊子元年为西历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三年。其所谓“自前戊子纪二千九百九十九年之丙戌年”，即西历纪元后八百六十六年，唐懿宗咸通七年。戊戌年即西历纪元后八百七十八年，唐僖宗乾符五年。辛酉年即西历纪元后九百零一年，唐昭宗天复元年。惟《蒙古源流》此节所纪达尔玛、持松垒赞普之名号年代，皆有讹误。兹先辨正其名号，兼解释其差异之所由来，然后详稽其年代之先后，以订正唐蕃两地旧史相传之讹误，或可为治唐史者之一助欤？
名号之讹误有二：一为误联二名为一名，一为承袭蒙古文旧本字形之讹而误读其音。
何谓误联二名为一名？按《唐书·吐蕃传》：“赞普（指可黎可足，即彝泰赞普）立几三十年。死。以弟达磨嗣。”《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一《唐纪》十三文宗开成三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条云：“彝泰卒及达磨立，《实录》不书。《旧传》《续会要》皆无之，今据《补国史》。”坊刊本《蒙古源流》卷二：“汗（指持松垒）无子，其兄达尔玛，癸未年所生，岁次壬戌，年四十岁，即位。因其从前在世为象时，曾设恶愿，二十四年之间，恶习相沿，遂传称为天生邪妄之朗达尔玛。”（按，藏语谓象为朗glan。）又藏文嘉剌卜经Rgyal-rabs者（闻中国有蒙文刊本，予未见），本书译本子注及《四库总目提要》，皆言其与小彻辰萨囊台吉所纪述多相符合。今据Emil Schalgintweit本《嘉剌卜经》藏文原文第十二页第十二行，其名亦为Glandarma，即本书之朗达尔玛也。而本书之持松垒，在嘉剌卜经则称为ral-pa-chan，与朗达玛为二人，章章明甚。又乾隆中敕译中文《首楞严经》为藏文时，章嘉胡图克图言此经西藏古译本为五百年前之浪达尔玛汗所毁灭云云（见《清高宗御制文集·藏译楞严经序》），持松垒与达尔玛孰为兄弟，及浪达尔玛汗是否生于乾隆前五百年，以至《首楞严经》乾隆以前有无藏文译本，皆不必论，而持松垒与达尔玛之为二人，则中国史籍、《蒙古源流》本书及西藏历世相传之旧说，无不如是。今景阳宫所藏《蒙古源流》满文译本，误联达尔玛、持松垄二名为一名，此必当日满文译者所据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进呈之蒙文本，已有此误，以致辗转传讹，中文译本遂因而不改，即彭楚克林沁所校之中文译本（曾见江安傅氏转录本），亦误其句读。以予所见诸本，惟施密德氏Isaac Jacob Schmidt之蒙文校译本，二名分列，又未省略，实较成衮扎布本为佳也。
何谓承袭蒙文旧本字形之讹而误读其音？此赞普名号诸书皆差异，今据最正确之实物，即拉萨长庆唐蕃会盟碑碑阴吐蕃文（据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藏缪氏艺风堂拓本）补正其省略讹误，并解释其差异之所由来焉。
按长庆唐蕃会盟碑碑阴吐蕃文首列赞普名号，末书唐长庆及蕃彝泰纪元，其所载赞普之名号为Khri-gtsug ldebrtsan。近年西北发见之藏文写本亦同（见F.W.Thomas：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P.71.72.7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Jaa. 1928）。兹取此碑碑阴蕃文，历校诸书，列其异同于左。
《新唐书·吐蕃传》：“元和十二年赞普死，可黎可足立为赞普。”按可黎可足即碑文之Khrigtsug，其下之ldebrtsan则从省略，且据此可知当时实据藏文之复辅音而对音也。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又卷二百四十六唐纪六十二：“文宗开成三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按会盟碑碑阴末数行吐蕃年号为Skyid-rtag，即彝泰之义，然则可黎可足之号为彝泰赞普者实以年号称之也。
《菩提末》（Bodhimor）此书纪赞普世系，实出于藏文之《嘉剌卜经》，据施密德氏蒙文《蒙古源流》校译本第三百六十页所引《菩提末》之文，此赞普之名为Thi-aTsong-lTe-bDsan。按此书原文予未见，此仅据施密德氏所转写之拉丁字而言，Thi者藏文Khri以西藏口语读之之对音，严格言之，当作Thi。ITe者据会盟碑蕃文应作IDe，蒙文dt皆作形无分别，bDsan即碑文及西北发见之藏文写本之brTsan，此乃施密德氏转写拉丁字之不同（藏文古写仅多一r），非原文之有差异也。惟atsong一字，则因蒙文字形近似而讹，盖此字依会盟碑蕃文本，及西北发见之藏文写本，应作gtsug，蒙文转写藏文之（g）作乛形，转写藏文之（a）（或作h）作形，ug，ük作形，ung或ong作形，字体极相似故讹。或《菩提末》原书本不误，而读者之误，亦未可知也。
《蒙古源流》施密德校译本 据此本。此赞普名作Thi-btsonglte，此名略去名末之brtsan。至btsong者，gtsug之讹读，藏文（g）字，蒙文作，与蒙文の（b）字形近故讹，蒙文之ug转为ük亦以形近误为ong，见上文《菩提末》条。
《蒙古源流》满文译本 《蒙古源流》中文译本非译自蒙文，乃由满文而转译者，今成衮扎布进呈之蒙文原本，虽不可得见（予近发见北平故宫博物院藏有《蒙古源流》之蒙文本二种：一为写本，一为刊本。沈阳故宫博物馆亦藏有蒙文本，盖皆据成衮札布本抄写刊印者也）。幸景阳宫尚藏有满文译本，犹可据以校正中文译本也。按满文本，此赞普名凡二见，作Darmakriltsung-Lui，一作Darmakribtsung，皆略去Brtson字，此名误与达尔玛之名联读，已详上文。惟藏文之Khri，满文或依藏文复辅音转写，如此名之Kni即其例，或依西藏口语读音转写，如持苏陇德灿（Cysurong tetsan）之Cy（满文）即其例，盖其书之对音，先后殊不一致也。ung乃ug转为ü之误，见上文《菩提末》条。又藏文LDe所以讹成垒者，以蒙文t字d字皆作d形，0字u字皆作d形，又e字及i字结尾之形作及，皆极相似，颇易淆混，故藏文之LDe，遂讹为满文之Lui矣。或者成衮札布之蒙文原本，亦已讹误，满文译本遂因袭而不知改也。
文津阁本及坊刊本汉译《蒙古源流》 中文《蒙古源流》既译自满文，故满文译本之误，中文译本亦因袭不改，此二本中，此赞普名一作达尔玛持松垒，一作达尔玛持松，满文Kri作持者，依藏文口语读之也。按义净以中文诧为梵文ṭha字对音（见高楠顺次郎英译《南海寄归内法传》），则ṭhi字固可以满文之（cy）字，中文之持字对音。又此本持字俱作特，乃误字，而先后校此书者皆未改正，松字乃满文Tsung之对音，其误见上文《菩提末》条。
蒙文书社本汉译《蒙古源流》 此本此赞普名一作（达尔玛）哩卜崇垒，一作（达尔玛）持松哩卜崇。第一名作哩者，依满文Kri而对哩音，其作卜者，满文译本固有b字音也。第二名则持哩二字重声，松崇二字亦垒音，殆当时译者并列依原字及依口语两种对音，而传写者杂糅为一，遂致此误欤？余见上文。
此赞普之名号既辨正，其年代亦可得而考焉。《唐会要》卷九十七：“元和十一年西川奏吐蕃赞普卒，十二年吐蕃告哀使论乞冉献马十匹，玉带金器等。”《旧唐书·吐蕃传》：“宪宗元和十二年吐蕃以赞普卒来告。”《新唐书》：“宪宗元和十二年赞普死，使论乞髯来（告丧），可黎可足立为赞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新唐书·吐蕃传》赞普立（指可黎可足）几三十年，死，以弟达磨嗣。”《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唐纪》六十二：“文宗开成三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一《唐纪》十三，会昌二年十二月吐蕃来告达磨赞普之丧，略云：“《实录》丁卯吐蕃赞普卒，遣使告丧，赞普立仅三十余年，据《补国史》，彝泰卒后，又有达磨赞普，此年卒者，达磨也。《文宗实录》不书彝泰赞普卒，《旧传》及《续会要》亦皆无达磨，《新书》据《补国史》，疑《文宗实录》阙略，故他书皆因而误。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开成三年已卒，达磨立至此五年，而《实录》云仅三十年，亦是误以达磨为彝泰也。”《蒙古源流》卷二：“持松垒岁次戊戌，年十三岁。众大臣会议辅立即位，在位二十四年，岁次辛酉，三十六岁殁。”据小彻辰萨囊台吉书所用之纪元推之，戊戌为唐僖宗乾符五年，西历纪元后八百七十八年，辛酉年为唐昭宗天复元年，西历纪元后九百零一年。（诸书之文，前已征引，兹再录之以便省览而资比较。）按《蒙古源流》所载年代太晚，别为一问题，姑于此不置论。而诸书所记彝泰赞普嗣立之年，亦无一不误者。何以言之？唐蕃会盟碑碑阴蕃文，唐蕃年号并列，唐长庆元年，当蕃彝泰七年，长庆二年，当彝泰八年，长庆三年，当彝泰九年。又《新唐书·吐蕃传》：“长庆二年刘元鼎使吐蕃会盟还，虏元师尚塔藏馆客大夏川，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策台上，遍晓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云云。考《旧唐书·吐蕃传》，长庆元年十月十日命崔植、王播、杜元颖等与吐蕃大将讷罗论等会盟于长安，盟文末有大蕃赞普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儿等先寄盟文要节之语，则是刘元鼎长庆二年所见虏帅遍晓诸将之盟策，即前岁长庆元年之盟策，故彝泰七年即长庆元年，而非长庆二年。梁曜北玉绳《元号略》及罗雪堂振玉丈重校订《纪元编》，皆据此推算，今证以会盟碑碑阴蕃文，益见其可信。故吐蕃可黎可足赞普之彝泰元年，实当唐宪宗元和十年，然则其即赞普之位至迟亦必在是年。《唐会要》、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所载年月，乃据吐蕃当日来告之年月，而非当时事实发生之真确年月也。又《蒙古源流》载此赞普在位二十四年，不知其说是否正确，但宪宗元和十年，即西历纪元后八百十五年，为彝泰元年，文宗开成三年，即西历纪元后八百三十八年，亦即《补国史》所纪可黎可足赞普卒之岁，为彝泰末年，共计二十四年，适相符合。予于《蒙古源流》所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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