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全神贯注地坐着，倾听着波洛对本案的最终分析。
“案发以来，”他说道，“我一直在为本案的起因感到困惑。黑斯廷斯有一天对我说，本案已经结束。我回答说，本案元凶就是那个家伙！这个迷案并不是谋杀案之迷，而是abc之迷？为什么会发现有必要干这些谋杀案，他为何又要挑选我作为对手呢？
“我们不用多说，那个家伙精神失常。如果说一个人做疯狂的事情是因为他是个疯子，这是毫不明智和愚蠢的认识。一个疯子在他的行为之中，如同正常人一样，是符合逻辑和富有理智的——这主要是依据他那偏执的观点。比如说，有一个人浑身上下除了一块遮羞布外什么也不穿，还要坚持外出，他的行为看起来是怪异绝顶。可是你一旦明白，这个人非常强烈地认定自己就是圣雄甘地，那么他的行为就完全是理智和合乎逻辑的。
“在本案中，有必要考虑一种智能。这种智能正是这样组成的，干四起或更多的谋杀案并且事先写信向赫尔克里·波洛声明，这种智能认为这样做是符合逻辑和理智的。
“我的朋友黑斯廷斯将告诉你们，在收到第一封信的时候，我确实是挺沮丧的，可在片刻之间，我看到这封信当中必定有什么事大错特错了。”
“你所言极是。”富兰克林·克拉克冷冰冰地说。
“是的，可在一开始，我就犯了一大错。我允许自己的感觉——我对那封信的强烈感觉——只是一种纯粹的印象而已。我把那封信当成了一种直觉。在一个全面、理性的头脑当中，是不会有直觉这样的事物存在的，它仅仅是一种受到启发的猜想！当然，你可以进行猜想——而猜想就会有对有错。如果它是对的话，你就可以称之为直觉。如果它是错的话，你通常不会再谈到它。可是经常被称作是直觉的事物，其实是一种以逻辑推理结论或经验为基础的印象。当内行人感到一幅画、一件家具或是支票上的签名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他其实是把这种感觉建立在许多细小的迹象和细节之上的。他毫无理由探究细枝末节——他的经验会排除掉这种做法——最终的结局是留下确切印象，这种印象表明会有错误之处。可这并不是一种猜想，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印象。
“ehbien（法文，意为：好吧。——译注），我承认，对于第一封信，我并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来考虑它。它使我极端的焦虑不安，警方则认为这是个恶作剧。我自己是谨慎以待，确信如信中所言，将会有一场谋杀案在安多弗发生。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确实有一场谋杀案发生了。
“就像我充分认识到的，还没有办法来识别干那件事的人是谁。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尝试着去理解是什么样的人干的。
“我也了解某些迹象。那封信——那种犯罪的方式——被谋害的人。我必须发现的是：犯罪动机，写信的动机。”
“是为了公众影响。”克拉克建议道。
“肯定有一种自卑情结。”托拉·格雷补充道。
“当然，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为什么会是我呢？为什么是赫尔克里·波洛？如果把信寄给苏格兰场，保证可以获得更大的公众影响。寄给报社也会有更大的影响，报社可能不会把第一封信刊登出来，但是第二场谋杀案发生的时候，abc便可以确保所有的新闻界能提供的公众影响。然后，为什么会针对赫尔克里·波洛呢？这当中是否是因为有什么个人原因呢？在信中倒是分辨得出，有一点对外国人的轻微的仇视——可用来解释这个事件，但这还不足已令我感到满意。
“随后，第二封信到达——接着便是贝克斯希尔的贝蒂·巴纳德谋杀案。现在已变得很清楚了（这也是我早就怀疑的），这些谋杀案是用一个字母顺序的计划来进行的，可是，对每个人来说，这个事实看来已成定形，却使留在我心目中主要的问题一成不变。abc有什么必要来干这些谋杀案呢？”
梅根·巴纳德在座位中激动起来。
“这样的事难道不像是——是一种血腥的贪婪？”她说道。
波洛转身朝向她。
“你说得不错，小姐。确实有这件事，那种杀人的慾望，这不太符合本案的实质。一个充满杀人慾望的杀人狂通常会想要杀死尽可能多的受害人，这是种周而复始的渴望。这样的凶手的强烈愿望便是藏匿起他的踪迹——而不是加以宣扬。当我们对四个被选中的受害人进行考虑——或者说，至少他们当中的三个人（因为我对唐斯先生和厄斯菲尔德先生了解甚少），如果他挑选了这些人，凶手可以杀死他们后而不引起任何怀疑。弗朗兹·阿谢尔，唐纳德·弗雷泽或梅根·巴纳德，还可能是富兰克林·克拉克先生——那些证据。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个不知名的杀人凶手！那么，为什么凶手会感到有必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呢？有必要在每具尸体上留下一本abc铁路指南书吗？那是种强迫的做法吗？是不是有什么与铁路指南相关的情结？
“我发现，要探究凶手的心理是挺不可思议的。那肯定不能算是宽宏大量！是不是把一种对犯罪责任的恐惧强加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
“尽管我无法解答那个主要的问题，我倒确实感觉到从凶手那里了解到某些情况。”
“比如说是什么情况？”弗雷泽问。
“首先呢——是他有一种平面状的心理。他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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