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说“：儒生以儒家经典破坏法度，而侠士以强力违犯法令。”对这两种人都加以讥讽。
但儒生却多被世人所颂扬，至于以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的职位，辅助当代天子，功名都记载在史书之中，这本无可非议；至于像季次、原宪是平民百姓，虽用功读书，独怀君子的德操，不苟合世俗而坚守道义，世俗之人亦嘲笑他们，所以他们一生住在空荡荡的草舍，粗衣素食，尚不得果腹。
他们已死四百多年了，而他们的世传弟子们，却不倦怠地怀念他们。
当代的游侠者，有的行为虽不符合道德法律准则，但他们言必守信，行必有结果。
已允诺的，必诚心做到，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去救助别人于危难之中，经历了生死考验，却不炫耀自己功德与本领。
那也值得赞美吧！况且，危难之事是人们常能遇到的。
太史公说：从前虞舜在掏井和修仓时遇到危难，伊尹背负锅案当厨师，傅说曾在傅岩隐居做泥工，吕尚曾在棘津遭困厄，管仲曾经戴过手铐脚镣，百里奚曾经当奴喂牛，孔子曾经在匡被拘囚，在陈、蔡受饥饿。
这些都是儒生所称道的仁人志士，尚且遭些灾难，何况是中等才能而又遇到乱世的普通人呢？他们可能遇到的灾害怎么可能说得完呢？世俗人有这样的说法“：何必区别仁义与否，受谁禄谁就有德。”所以伯夷耻食周粟，竟饿死在首阳山，而文王与武王并不因此而损害王者的声誉。
盗跖和庄..凶暴残忍，而他们的党徒却歌颂他们的道义无穷。
由此可见“，偷盗衣带钩的要杀头，窃取政权的却被封侯，封侯的人家就有仁义了。”这话并非空话。
现在拘泥偏见的学者，有的死守着狭隘的道理，长久孤立于世外，哪能比得上以庸俗的观点迁就世俗，随世俗的沉浮而猎取荣耀和名声的人呢？而平民百姓之人，看重取予皆符合道义，许诺一定实现的美德，千里之远追随道义。
为道义而死却不顾世俗的责难，这也是他们的长处，并非随便就可做到的。
所以读书人处在贫困窘迫的情况下，愿意托身于他，这难道不就是人们所说的贤能豪侠吗？如果真能让民间游侠者与季次、原宪比较权势和力量，比对当今社会的贡献，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总之，从事情的显现和言必有信的角度来看，侠客的正义行为又怎么可以缺少呢！古代的平民侠客，没有听说过。
近代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人，都因为是君王的亲属，倚仗封国及卿相的雄厚财富，招揽天下贤才，在各诸侯国中名声显赫，不能不说他们是贤才。
这就好比顺风呼喊，可以凭借风势的传递，使声音显得更加宏亮，听得更加清楚。
至于闾巷的布衣侠客，修行品性，磨砺名节，好名声传遍天下，无人不称道他的贤德，这是难以做到的。
而儒家、墨家排斥他们，不在他们的文献中记载。
从秦以前，平民侠客的事迹，已经被埋没而不能见到，我很感遗憾。
据我所闻，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他们虽然时常违犯汉朝的法律禁令，但他们个人的行为符合道义，廉洁而有退让的精神，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他们的名声并非虚假地树立起来的，读书人也不是无根据地附和他们的。
至于那些结成帮派的豪强互相勾结，依仗财势奴役穷人，凭借豪强暴力欺凌孤独势弱的人，放纵欲望，自己满足取乐，这也是游侠之士认为可耻的。
我悲叹世俗之人不能明察这其中真意，却错误地把朱家和郭解等人与暴虐豪强之流视为同类，加以嘲笑。
鲁国的朱家与高祖是同时代人。
鲁国人都喜欢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而朱家却以侠士而闻名，他所藏匿和救活的豪杰有几百个，其余普通人被救的多不胜数。
但他始终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欣赏他对别人的恩德，他唯恐再见到那些他曾经给予过施舍的人。
他救济别人的困难，首先从贫贱者开始。
他自己家没有多余的钱财，衣服破旧，没有完整的花纹与颜色，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是小牛拉的车子。
他一心救助别人的危难超过办自己的私事。
他曾经暗中帮助季布将军摆脱被杀的厄运，待到季布将军地位尊贵之后，他却终生不肯与季布相见。
从函谷关往东，人们莫不伸长脖子盼望同他交朋友。
楚地的田仲，因是侠客而闻名，他喜欢剑术，他像服侍父亲一样对待朱家，他认为自己操行不及朱家。
田仲死后，洛阳出了个剧孟。
洛阳人靠经商为生，而剧孟因行侠显名于诸侯。
吴、楚等七国叛乱时，条侯周亚夫当太尉，乘坐着驿站的车子，将到洛阳时得到剧孟，高兴地说“：吴楚七国发动叛乱而不求剧孟相助，是无所作为的。”天下动乱，太尉得到他就像得到了一个相当的侯国一样。
剧孟的行为大致类似朱家，却喜欢博棋，他所做的多半是少年人的游戏。
但他母亲死了，从远方来送丧的，大约有一千辆车子。
到剧孟死时，家中连十金的钱财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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