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可以说是解放以来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历史文物展览会。
在这次展览会中展出的文物共有三千七百余件，全部都是新近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的。以地域而论，北自松花江，南迄珠江，东自黄海边缘，西迄甘肃走廊地带，几乎全国各地都有文物出土。以时间而论，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迄明代，几乎是贯通历史的全时代。以文物的种类而论，自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以至漆器、瓷器、玉器、金银琉璃器等，几乎无所不有。像这样一个展览会，当然要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具体、生动而又复杂的历史画面。
毫无疑问，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而又是新近出土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物，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会提供极其丰富的新的资料。也是毫无可疑的，这些新的文物将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给以补充、订正，甚至要向中国的历史学家提出新的历史问题。
我以最大的兴趣参观了这次展览会。现在我把参观这个展览会的印象写在下面。
首先我想说到的是四川资阳出土的人类头骨。这个头骨化石是被发现在第四纪更新统地层中，它和周口店山顶洞人是出现于同一地质时期，但它的头骨构造和山顶洞人的头骨构造很不相同。这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头骨化石在四川的发现，对于我来说，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我在过去对于中国人类的起源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推论，即中国最初的人类是出现于华北靠近内蒙古一带的地方。我的这种推论的根据是过去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如中国猿人、河套人、山顶洞人都是发现在北方。同时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遗址也都在北方。现在，在四川发现了资阳人，我过去的推论就要重新考虑了。
资阳人的发现，不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分布提出了新的问题，对旧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资阳人应该安排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向人类学家提出的新问题。
其次值得重视的是山西汾城县丁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全国各地普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展览会说明书上报告，华北区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共有四十多处，其中三十六处在山西，分布在自黄河北岸越中条山向北沿汾河上溯至太原义井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也遍布华东各省，四年来在华东各省发现的达七十处以上。中南区也清理了五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四川绵阳县石塘乡边堆山，在甘肃永登县红沙沟口，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此外，在松江省依兰县发现了倭肯哈达洞穴的新石器文化。汾城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普遍全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毫无疑问，将使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从地下放出更大的光辉。
旧石器时代遗址，过去的发现很少，在山西境内的发现还是第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过去也发现的不多，大抵都在中国北部，在中国南部发现的只有香港附近的泊寮洲、广东海丰和浙江良渚等几个地方。这次在华东、中南和西南各地普遍发现，也是新创的记录。即因石器时代遗址在南方发现很少，就使人们发生一种错觉，以为直至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南部还是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我过去曾根据极其薄弱的证据企图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南部已有人类的活动。我说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有一种南方系统的文化分作两支由中国的南部向北发展，一支沿东南海岸北进，另一支由西南山岳地带北进。现在看起来，我的这种推论是有被证实的希望。假如江西、湖南的新石器文化是属于南方的文化系统，则新的资料对于我的推论是作了有力的补充，即南方系统的新石器文化不仅是分作两支向北发展，而且是全面地向北推进。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资料，据展览会说明书所载，在淮安青莲岗发现了与河南彩陶相似的彩陶片，在河南禹城白沙水库工地、在甘肃永登、在山西临汾都发现了彩陶。此外在淮河流域发现了标准黑陶。这些新的发现，对于彩陶与黑陶两种文化的分布，提出了新的资料。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临汾遗址中与彩陶同地发现白陶（无花纹），这对于过去认为白陶是殷人独有的文化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由于石器文化发现很少，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直到现在还是隐蔽在神话与传说之中，把这一段历史从神话与传说中洗刷出来是很有必要的，虽然这一段历史是属于太古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之下，对于所有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往后更高发展的基础，因为它的出发点是人从动物分离出来，而它的内容则是克服将来集体的人们所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
第三，说到新发现的殷代文物。解放以来，在河南辉县琉璃阁（此会未展出），在郑州二里岗，在陕西岐山县青化镇，在安徽、山东境内都发现了殷代文化，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辉县琉璃阁和郑州二里岗两个殷代文化遗址。辉县琉璃阁遗址有殷代早期的灰土坑，也有殷代晚期的墓葬。在这里出土的文物中值得注意的是殷代早期的文物，如石器和稍加磨制的骨角器、具有不整齐的钻凿的卜骨、留有制造过程中留下来的绳印纹的陶器和铜箭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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