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一书，因为充溢着作者的批判精神，后来的学者以为《史记》一书系司马迁发愤之作，因疑其对于史实的记述，不甚注意。例如班固就说过：“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自宋以后，学者多因袭班固之说，在《史记》中吹毛求疵。如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有《史记正误》一篇，金王若虚有《史学辨惑》，明柯维骐有《史记考要》，清杭世骏有《史记考证》、梁玉绳有《史记志疑》、邵泰衢有《史记疑问》。这些学者的著作，对于《史记》，虽亦各有发明之处，然大抵据经以证史，故其所疑者，未必可疑；其所正者，未必尽正。
我不是说，司马迁对于史实的叙述，完全没有疏漏或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我以为司马迁的疏漏与自相矛盾，不是因为他不注重史实，或故意歪曲史实，而是因为他在整齐百家杂说，贯穿经传遗文之时，千头万绪，精力有时不能顾及之所致也。据我从《史记》中所知，司马迁对于记录史实，非常严谨。非根据古书，即根据访问，从未随便记一事，传一人。
其根据古书之例，如司马迁作《五帝本纪》，自唐、虞以下，则根据《尚书》，作殷、周本纪，则根据《尚书》、《诗经》。他说：“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至于自“唐”“虞”以上，他一再声明“尚矣”，“尚矣”，“不可纪已”。故纪此“尚矣”之时，则择传说中之“其言尤雅者”，以为资料。
对于上古史如此，对于周以来的历史亦如此。如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在《六国表·序》，则曰：“太史公读《秦记》。”在《秦楚之际月表·序》，则曰：“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按即《楚汉春秋》等）。”在《惠景间侯者年表·序》，则曰：“太史公读列封（按即封建诸侯的档案）。”在《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在《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曰》：“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作《老庄申韩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皆曾读其人之书。作《孙子吴起列传》，则曾读《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作《屈原列传》，则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作《贾谊列传》，则曰：“读《鸟赋》。”作《陆贾列传》，则曰：“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作《管晏列传》，则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一言以蔽之，载之经、传者，必据经、传；其人有著述者，必读其人之书。但司马迁亦非凡书皆信，如“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之“牒记”，因与“古文咸不同乖异”，司马迁即不以为据。又如言怪物的《禹本纪》、《山海经》，亦不置信。他在《大宛列传·太史公曰》中云：“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司马迁著《史记》，并非闭门造车，有若干史料，皆系身历其地或亲访其人而得来。例如他作《河渠书》则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作《齐太公世家》则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作《魏世家》，则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作《孔子世家》，则曰：“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作《孟尝君列传》，则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作《信陵君列传》，则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作《春申君列传》，则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作《蒙恬列传》，则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作《淮阴侯列传》，则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作《樊郦滕灌列传》，则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这些，都是亲历其地的例子。
还有亲访其人者。例如他作《游侠列传》，就曾访问过当时的大侠郭解。他在《游侠列传·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又如他作《李广列传》，亦曾访问过李广。他在《李广列传·太史公曰》：“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词。”司马迁对于同时的人，大半可以访问者必访问，不仅对郭解、李广二人为然也。至不能见其人者，则“视其友”。
司马迁对于以前的古人，大概有图像者，必观其图像。例如他在《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