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引诗书”，“妄益文彩”。使蛮音夷语，顿成经传之文。以书法而论，则“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草服之地”。反之，“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暤；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自余所说，多类于此”。卖国求荣，“何其厚颜”如此。
其评北齐诸史，则盛称王邵《齐志》，这是因为这部书，多载方言，保存风俗。他在《杂说》中说：“或问曰：王邵《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是乎？为非乎？对曰：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所以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自汉已降，风俗屡迁。求诸史籍，差睹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诸朋友；或尊官之称，属诸君父。曲相崇敬，标以处士、王孙；轻加侮辱，号以仆夫、舍长。亦有荆楚训多为夥，庐江目桥为圯，南呼北人曰伧，西谓东胡曰虏。渠、们、底、箇，江左‘彼此’之辞；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义。斯并因地而变，随时而革，布在方册，无假推寻，足以知氓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不类。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称制，夷夏相杂，音句尤媸。而彦鸾、伯起，务存隐讳；重规、德棻，志在文饰。遂使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盖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借多闻，时成博识。如今之所谓者，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由斯而言，邵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几面墙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
其评《周书》则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寻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令狐德棻因之，“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
其评《隋书》则曰：“诡辞妄说”，“以无益而书”。又说：“呜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则知李斯之设坑阱，董卓之成帷盖，虽其所行多滥，终亦有可取焉。”
刘知几对“正史”的批判，大概如此。现在再看他对“杂史”的批判。他在《杂述》中说：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借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笫，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乃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里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栋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以上，是刘知几对“杂史”的批判。此外对《汉书·五行志》，还有单独的批判，这里不及再述。从以上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知几对中国的历史文献，皆认为有美中不足之处；但有一例外，即他对《左传》一书，则认为尽善尽美。他在《杂说》（上）中说：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不论他对历史文献的批判是否完全正确，而其所指，皆系据各书内容，并非凭空武断。这种客观的精神和判断的能力，实可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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