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为最好的史学家了。这样的同志也是非常危险的。最近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我有一个发言。我说，我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好，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也没有学好，社会发展史都没有学好。如果有人要是说我这话讲得不对，我说我们可以举行一个测验，或者举行一个考试，出几个题来考一下：何谓奴隶制度？何谓封建制度？何谓资本主义社会？它必须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它就不能称为奴隶社会，不能称为封建社会，不能称为资本主义社会。怎么样叫做“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叫“萌芽”？只出一个题，请大家来答一下，我自己就不能及格。你们可能比我学得好一些，我看也很难得五分。的的确确，现在大学里面应该再好好地学习一下社会发展史。连社会发展的轮廓都没有搞清楚就去讲资本主义萌芽，参加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我觉得是很危险的。这说明了我们的理论很差，并没有学好。
我们没有学好，表现在哪些地方？表现的地方很多。我为了检查《中国史纲要》的编写，写了几条要求，大家说这个要求太严格。我说这个要求我自己也办不到；但是，严格一点好。我们现在最大的毛病是把历史弄得公式化、概念化、表面化、简单化、片面化、现代化。我们要反对公式化，反对概念化，反对表面化，反对简单化，反对片面化，反对现代化。不要公式化，要条理分明，脉络贯通，能够画出历史的轮廓，能够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倾向；不要概念化，要把历史问题提高到理论的深度和原则的高度；不要表面化，要通过历史的现象，揭示出那些隐蔽在历史背后的本质，不能从本质上来谈本质，要从现象中发掘出本质来；不要简单化，不要繁琐，不要堆砌，要能扼要地把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典章制度的具体内容写出来；不要片面化，要能分辨清楚主要、次要，有所侧重，既不片面的夸张，又要重点突出。还有现代化的问题，写历史剧的同志常常有这个问题。既不要现代化，又要为政治服务，这个行不行呢？是不是我们一为政治服务，就把历史上的古人古事都扯到现代来，我看没有这个必要。现在很多的历史剧，都有现代化的倾向，总是正面人物不像共产党员就像青年团员，甚至比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还要正确。因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还要犯错误，而戏剧里面的正面人物是从来没有错误的。哪怕他是汉朝的也好，唐朝的也好，宋朝的也好，明朝的也好，都比现在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正确；而且他的阶级意识，比现在的无产阶级还要鲜明。现在的戏剧，有些就是这样。这些同志的动机很好，应该肯定。他就想要通过这些戏剧来给观众一种阶级教育。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列宁讲过一句话，我们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要求。离开了历史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写历史也好，讲历史也好，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教书也好，写戏也好，是不是要贯彻当前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的精神呢？当然要贯彻。但是历史首先是科学性，第二就是革命性。科学性和革命性能不能统一呢？有些同志说不能统一，如果要讲革命就不能讲科学；如果讲科学就不能讲革命。我看，这个说法不对。我认为完全可以统一，就看你怎么样去统一。有一个时期，有很多教师同志要把今天的政策贯彻到古代历史里去。我们党提出一个什么口号、什么号召，就把这个口号、这个号召塞到古代史里去；提出一种什么政策，也就把这种政策塞到古代史里面去。好像古代的人就提出过这个口号、这种政策，就实行过这个口号、这种政策。我觉得这种办法太现实主义了，这简直是强迫封建皇帝来接受共产党的政策！那是不可能的。有人说，评论历史人物要照毛主席讲的六条标准。你说那行不行？那样，历史上的人物都是坏蛋？没有一个好东西。他哪里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呀？秦始皇、汉武帝都不拥护呀！至于讲到历史上的国际关系问题，都要求照万隆精神，这哪里行呀？万隆精神是今天提出来的。讲到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民族大家庭；那么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阶级社会是个民族牢狱，共产党来了才变成民族大家庭。
理论没有学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观点和材料不能统一。讲书的时候，先讲一堆史料，然后讲理论。或者先引几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话，做一个帽子，再拿一大堆史料来解释这些话，也不管这些话同材料能不能套得上，反正就是这样。还有人把理论变成历史学的标签，变成历史学的花边，变成资料的花边。马克思讲了一句最形象的话。他说，你要找一个雕刻家或画家的思想，一定要从颜色和大理石中间去找，不是从它的外面去找。一个画家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去画画，这是他的思想。画家的思想就表现在这个颜色里面。你离开了颜色，离开了这张画，到哪里去找画家的思想呢？雕刻家雕出来这块大理石，他的思想就凝固在这块大理石里面；离开了大理石的雕刻，你去哪里找雕刻家的思想呢？为什么过去的雕刻家不雕刻劳动人民，现在的雕刻家要雕刻劳动人民？为什么过去的画家不画农民，现在的画家要画农民？这与雕刻家、画家的思想有关系。戏剧家的思想要在他的剧本里面去找。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人，要写这些题材，而不写那些题材？又为什么把这个历史人物搬到舞台上，而不把另外的历史人物搬到舞台上？这就是他的思想。一个历史家，你为什么对这个人是这样的看法而不是那样的看法？对这件事是这样的看法而不是那样的看法？这就是你的思想。要在你叙述这件事、这个人的过程中间去理解你的思想。你的思想要摆在历史的叙述当中，而不要摆在叙述的外边。不要讲完了一大堆材料以后，再引用几句马克思的话；或者先引几句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话，然后再把自己的话、把材料摆出来。这样材料是材料，理论是理论，材料与观点分家，而不是材料和观点统一。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这要有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
政策同理论要统一，并不是说要我们把今天的政策塞到古代历史里面去。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定出来的，如果共产党的政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要犯错误。但是，它还要根据国家和民族的革命的现实、当时的条件、民族的特点等等具体的东西，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结合起来制定的。理论是带有普遍性的，政策是带有具体性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可以不同。政策是有地点、时间的限制。在古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策，一个王朝有一个王朝的政策。同一个王朝，前一个皇帝和后一个皇帝可以有不同的政策；同一个皇帝，他前一段和后一段也可以有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汉朝，在汉武帝以前的民族政策是“和亲”政策，就是同匈奴人“和亲”。到了汉武帝时候，变成了战争政策，同匈奴人打了一百年的仗。到汉元帝的时候，又回到了“和亲”政策，因此，我们恭维王昭君。王昭君出塞是在公元前33年。她作为一个和平使者到匈奴去，匈奴人最喜欢她。我前年到内蒙古，到处都见有王昭君的坟墓，每一个人都希望王昭君埋在自己的家乡。直到现在，内蒙古的人民还都很喜欢她。这说明了西汉的民族政策也是有时间性的。我们不能强迫前一个皇帝来接受后一个皇帝的政策，也不能强迫前一个王朝来接受后一个王朝的政策，更不能强迫一个奴隶社会的王朝来接受封建王朝的政策，也不能强迫一个封建王朝来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因此，我们不能把现在的政策塞到古代历史里面去。用这样的办法古为今用，用这样的办法让历史为政策服务，就帮了倒忙。我们要真正做到让历史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那就不是仅仅用某几个历史人物来服务，也不是用某几桩历史事件来服务，而是要从历史上总结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经验、阶级斗争的经验，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用这样的经验和历史的规律性或历史的倾向性来为政治服务。例如，我们能够指出，历史一定要使整个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件事，其他国家的历史也能证明这件事。我们就是这样通过历史研究，宣传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宣传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出现、成功、胜利的必然性。历史上好的经验我们就加以发展，坏的经验就引以为戒，不要重复。用这样的方法为政治服务，这才是真正的服务。现在有很多戏剧家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我就有个不同的看法。卧薪尝胆可以为政治服务，我们现在要刻苦耐劳，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不能因此就把越王勾践说成一个那样了不起的英雄。越王勾践是不是个英雄？越王勾践把吴国灭了，是不是为了一个新的原则而战？我看他是打起一个复仇的旗帜，并不是为着一个新的原则而战。何况他还曾带着他的王后，带着他的大臣，带着他整个的国家，奴颜婢膝地接受吴国的屈辱。这种帝王我们也要跟他学呀？越王勾践有些地方可以学，他的刻苦耐劳可以学。但不能因为他刻苦耐劳，他那个奴颜婢膝也变成好的了；当然也不能因为他奴颜婢膝去接受屈辱，他的刻苦耐劳都变成坏的。这个还是要分别来讲。我觉得不要把一个历史人物绝对化了，一好就全好，一坏就全坏。当然写戏一定要有正面人物，还要有个反面人物。那么就必须尽量地把正面人物写得好一些，也必须尽量地把反面人物说得丑一些，就是要典型化。戏剧上是允许艺术夸张的。但是，夸张也要有个限度，夸张到什么程度，就再不要向前进了，应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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