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休后，不去膝下弄孙享清福，而想为国家，为社会，为本市做些有益的事情，是老有所为。在老有所为中挨打，不丑。假如，我是在风流场中挨打，或是在偷窃。诈骗中挨打，那才是丑事。我是向市长写举报信时挨打，这不丑，在整顿净化市容市貌中，应算立了功，应该受到市长的表扬。所以，我将这次挨打，没有当成一回事：当时打死了，便算了；没有打死，我要干我的事业去。其实，如果该片警同志，秉公调查处理，那么，故意打人的黄春云，必然要向受伤人赔礼道歉，我也就算了。何必去跟一个凶狠的女人计较呢！
我在“家庭病床”疗养脑外伤的后遗症，其中，最大的后遗症，是我不能再读书了。我奋斗一辈子事业，同时也是读一辈子书。今后不能读书了，一拿起书来，头马上昏，眼马上花；读前面忘后面，一本书读完了，忘记得干干净净，我心里好痛苦啊，好痛苦啊！
当然，我还有一件痛苦的事情：本来化子死了之后，我满以为小化与我，再是相依相扶，日夜在一起做老伴了。虽然她终于来到了我的身边，辅佐我决策总公司的大事，我感觉心情舒畅，越活越年轻，但她一到夜晚，坚持一个人睡在公司的一问房子内，将房门锁得紧紧的，苦了我这位富翁，孤零零地睡在我园林苗圃的家里，渐渐发展到夜晚睡不着觉，白天不知道做什么事的地步。
最近，我还有一件痛苦的事情：近来，我终日终夜怀疑有人要贪污我公司的钱，有人要夺去我公司的客户。在夜晚即使睡着了，也是在做着这方面的恶梦。
因而，我的身体渐渐消瘦了，而小化白天协助我处理总公司的事情，到了夜晚，她却反锁着房门，一个人读着法国卢梭的《忏悔录》，她自己也在动手写她自己的《忏悔录》。
以上三个痛苦，使我想不出个解决的办法来。于是我随意拿了一些钱，走出我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办公室，到十堰火车站随便买了一张到最远城市的火车联程票，向我去的地方奔去。
在火车上，我真想跳下去，让火车将我轧死算了。但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的跨国公司之梦——这个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梦，有助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的梦。我不能跳火车死去呀！我要活着圆我跨国公司之梦呀！我这样一想，不觉便上了去香港的飞机，到了香港的鲜花大市场。使我惊奇的是，广州的朋友钟鸣先生，也来到了香港。
我问：“你的癌症好了？”
他兴奋地说：“好了，好了，完全好了，我是特别赶来香港，做你的助手，开办爱心鲜花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以此作为前沿阵地，向全世界鲜花市场进军。”
接着我不觉又从香港飞到了台湾，见到了台湾的朱声望先生，他兴奋地告诉我：“我们两人可以办‘中华鲜花跨国总公司’了。来，我们吹起向全世界鲜花市场进军的进军号。”
我使出全身的最大力气，吹起向全世界鲜花市场进军的进军号！
哈哈，哈哈，我带领着爱心鲜花公司的一部分员工，走出了国门。
哈哈，哈哈，我的第三个好梦——到国外去，办一家跨国公司，成了真，成了真！
在我出走的当天，爱心鲜花公司的副总曹爱文，到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办公室，找父親研究一件事情。找不着父親，便问父親的私人秘书：“我的父親到哪儿去了？”
秘书说：“董事长上午出去了。下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见他来上班。他在几天前，要我写一个材料，我写好了，等着他审阅。你知道董事长到哪儿去了吗？”
爱文说：“我知道董事长到哪儿去了还问你？你这位秘书同志，问得真是奇怪，烦人！”
“烦人”是爱文的口头禅，有时不自觉地带了出来。大家也习惯了，并不生气。爱文估计父親是到十堰分公司的一些花店。花摊看生意去了，心想干脆等他自己回来。可是到了夜晚，十堰分公司的全部花店、花摊都下班了，也没有见父親回到办公室来。爱文又估计父親是回到园林苗圃的家里去了，自己便也回到家里去，不料家里也没有父親。爱文突然产生不祥的预感，马上到总公司，向办公室主任柯柄权，以及父母的两个私人秘书打手机，让他们到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办公室来。
大家分头向全市各派出所。巡警岗亭打电话询问，对方回答说：“今天没有发生伤亡事故，全市平安。”
这时，爱文才到母親的房间里，告知说：“媽啊，爸不见了！”
小化正在埋头写她的《忏悔录》，听孩子的爸不见了，思考了一下，忙将笔一丢，带着爱文来到我的办公室，以代董事长兼代总经理的名义，连夜召集总公司的部。办负责人开会，宣布自己代理董事长兼代总经理的职务。小化向爱文副总等负责人说：“从现在起，大家都听从我的命令，按我的指示办事，一切工作照常进行。请办公室主任柯柄权，今晚马上打电话通知六个分公司的负责人：从他们接到电话通知时起，开始听从我的命令，按我的指示办事，一切业务生意照常做下去，不准有违犯纪律的事情发生。”
林代玉。薛保钗听说董事长不见了，林代玉哭着喊：“爸爸”，薛保钗哭着喊“董事长”。
小化批评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也不能各哭各的调，各喊各的号。要互相团结，不但要将爱心鲜花公司办下去，而且要办好。”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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