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复查反右中失职处分的申诉书。
这一天，县委组织部一位姓潘的同志，极为热情地接待了我，使我感到中国共产党对待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热情的接待里，有极为真诚的因素，过去对我们知识分子，在政策上是团结。使用。改造，也就是说，把知识分子当做改造的对象。今天，我来到县委组织部，这位潘同志把我当做自己人看待，我被感动得成了小孩子一般，在潘同志面前竟然哭出了声。这位潘同志的年龄，比我小得多，当时我快接近50岁，他最多不超过25岁。潘同志安慰我说：“县委组织部，既是全县党员的家，也是全县知识分子的家。你回到家里了，在家里痛哭，我们完全能理解。”
小潘等我心情平静后，他诚恳地告诉我说：“县委组织部，复查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不管文革前的事情。我建议你申诉文革中的处分，不必申诉反右中的处分。”
我觉得小潘说的是真实情形，过了几天，我又加送了一份申诉书。
县委组织部长，向管林业的县委委员，副县长史枝打电话，请史副县长对曹厚树的申诉，过问一下。于是，史副县长在一个晚上，到方县长家谈曹厚树的平反问题。方县长同夏青离婚后，找了一位叫吴萍的爱人，在商业局工作。吴萍见史副县长来了，连忙起身请坐倒茶。倒了茶后，便轻轻地退人另一间房，回避丈夫的公事。史副县长心里想：方县长当年决心同夏青离婚，实在是明智之举。如若现在仍然是夫妻，按照夏青在文革中的表现，方县长也就难脱人们的非议了。史副县长向方县长说：“十万大山林场，原来的那个技术员曹厚树，向组织部写了两份申诉，一份申诉反右中的处分，一份申诉文革中的处分。对这两次处分，我想一次复查解决。所以，今晚到你家里，我两人先商谈一下，避免在会上产生不同的意见。”
“你管林业战线，我不参加意见。你请组织部，派人去调查曹厚树的申诉。不过，我总觉得，县委应该按照省委的指示办，省委应该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中央应该按照毛主席说过的话办。老史呀，凡事按照毛主席说过的话办，就没错；否则，就不对了。”
史副县长明白方县长话外的意思：当前，上面仅叫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没有叫平反反右中的冤假错案，最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办。
史副县长想了想，便说：“我想带着组织部的干部，親自去调查曹厚树的申诉，把这名技术人员的案子审查明白。”
方县长笑着说：“我来编一曲河南梆子，叫做《史县长親自搞外调》，相信我这个河南人，能编好这曲河南梆子，”
史副县长带着组织部的那位姓潘的工作人员，出去搞外调。小潘问史副县长：“曹厚树申诉的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处分，文革和反右相隔很多年，我们如何下手呢？”
史副县长说：“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认真调查，认真分析，任何困难的问题，都可以弄明白。小潘啊，你搞组织人事工作，关系人的政治生命。尤其是我们的组织人事工作，是讲社会关系的，一个人有了政治问题，影响三族，影响全家成员，关系他本人和他的親戚。夫妻。子女的政治生命。这次我们调查技术人员曹厚树，关系到一堆人的政治生命，我们应该从关心人的政治生命出发。”
史副县长说到这里，想起了文革中自己挨斗的情景，停了一下，接着说：“文革中，造反派斗我，说我关心群众生活，是收买人心。当时，我就不接受这个意见，我不仅关心群众的物质生活，关心群众的精神生活，还要关心群众的政治生命。我这次为什么要親自出来搞外调？就是这个原因。”
史副县长两人，本着认真二字，找十万大山林场几个时期的职工们做调查。以上这些人写的证明，摆在史副县长和小潘的面前。接着，到东山公社林场，找我本人谈话，听取我本人的申诉。
史副县长。小潘和我，在平等的情况下谈着话，小潘极为认真地记录着我申诉的每一句话，面前的平等气氛，是一个时代；那时斗我的气氛，又是另一个时代。我心里将两种气氛，做了一个对比：同样是我这个曹厚树，运动中受斗争的我，是敌人，是罪人，甚至可以说不是人。挨斗、挨打、挨骂、挨跪，你打来，他打去；你骂来，他骂去，哪里把我当做人看待？为什么老舍投水丫为什么马思聪人在异国唱着《思乡曲》？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而眼前，与史副县长和小潘谈话的我，是同一个曹厚树，现在，他们两人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人看待，这又是此时此刻的真实！当然，我还要做好谅解史副县长和小潘的心理准备，因为他两人不能代表他们的最高上级。最高上级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好，他们对待知识分子，也就通情达理；最高上级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好，他们也就只能心里同情，却无能为力。
史副县长、小潘他们二人，对我在文革和反右中的两个冤案错案皆调查清楚了，知道都是冤案错案。他们在离开东山公社林场向我道别时，两人都说这两个冤案一起解决，然而，当以后我接到平反通知时，平反通知上写着的却是：取消文革中的开除处分。这说明并没有取消反右中的开除留用处分。因此，工资技术级别，仍然是“开除留用”处分时的助理技术员待遇，月工资仍然是“开除留用”处分时的44元5角。这就是说，反右中的失职冤案，仍然保存在我的档案里，没有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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