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5日下午2时30分。
美国。华盛顿。白宫新闻发布室。
卡特总统的新闻助理、白宫发言人鲍威尔向数十名各国驻白宫记者宣布：“卡特总统已要求美国各电视台在东部时间今晚9时留出播发频道，以便他（总统）向全国就一个关系美国和国际上的重要问题发表讲话。”
记者们纷纷提问：“总统要讲什么问题？”
“总统是以国家首脑的身份还是以三军总司令的身份发表讲话？”
“总统目前在什么地方？”
鲍威尔神情肃穆拒绝作任可说明。宣布完这一消息后，他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门一关，谢绝会见任何记者。
15分钟后，鲍威尔的讲话就传遍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五十个州，人们在急切而不安地猜测着，等待着，许多人断言：总统可能要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不少城市出现了抢购食品和燃料的人潮。
下午3时，一辆黑色吉姆牌轿车悄悄驶迸白宫西翼，蓝色的车牌上标着“dpl2”的字样，记者们一眼便认出这是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专车，黑色吉姆穿过森严的警卫直接开进白宫地下室。从那里多勃雷宁可乘电梯不受任何阻拦地进入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的办公室。在所有国家的驻美大使中，唯独多勃雷宁有这种走地下室的权利，这是当年基辛格赐予他的特权。
会见只进行了十分钟。
多勃雷宁一出门，即被等候在大厅中的驻白宫记者群围住了，记者们问他同国务卿谈了些什么？多勃雷宁隂沉着脸只答了一个英文词：“圣诞节。”没有人会相信这个答复，记者们尾随着一再追问，多勃雷宁不耐烦地挥挥手，又答了一个英文词：“象棋。”
但是，多勃雷宁在这个时刻在白宫露面，自然引起记者们的关注和另一种猜测：总统当晚向全国发表讲话可能同苏联有关，是美苏两国首脑将举行会晤，是美苏签署索尔特协议，还是美苏发生了军事对抗。
任何猜测都是主观臆想。
到底是什么？只有等晚上9点钟总统自己来讲了。
而此时，卡特总统却披着灰色的法兰呢大衣在白宫大院南草坪上悠闲地散步，但他的心情绝不会是平静的。
两天前——12月13日深夜，卡特总统用高频保密电话通知正在中东为埃及、以色列调解的国务卿万斯：“只有我们五个人知道的那盘‘象棋’已成功在望，请立即返回华盛顿。”他所讲的“五个人”即国务卿万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总统本人。
万斯接到总统的密电后，当即中断在中东的访问，第二天便赶回白宫。
四年后，吉米·卡特在回忆录《保持信心》一书中这样写道：“已经没有其他问题需要判断了，我决定也让对方感到意外，便建议在两天之后，一俟国务卿万斯从中东回到华盛顿，就立即宣布我们的协议，我要尽快公布协议，以便完整地解释这一决定，不致被人以片言只语透露给新闻界，也许还被某些反对人土所歪曲。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谈判始终是保密的，做到这一点很了不起，但是我不想再存侥幸心理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协议的秘密完全保住了，这简直是个奇迹，12月15日那天，我们按适当的顺序，把这件事尽可能地通知了有关人士，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向新闻界通报，我则打电话给几位领导人，如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还有福特和尼克松以及若干重要的国会议员。
“尼克松前总统非常高兴，并且简单地谈到我们这一成就将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我十分推崇他的功绩，因为是他向中国迈出了最初的一步，我感谢他对我的忠告，我还建议让奥克森伯格向他当面汇报协议的具体细节，他表示了对奥克森伯格的信任，但又告诫我，要保密很不容易，还告诫我，对下级人员过分信任是有危险的。”
作为政治家，卡特总统当然知道这种“危险”是多么可怕，这种“保密”又是多么重要。
为了保密，在这一事件的进程中他几乎采用了一切可以采用的措施，就连被称为“总统班底”的民主党内阁成员也大部分被蒙在鼓里，包括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斯坦菲尔德·特纳和副总统蒙代尔。
而现在，卡特总统却断然决定要将这一“重要事件”公布于众。
他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天深夜，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不管能不能保密，（这一事件的发生）总是令人振奋的，我们已决定翌日凌晨通知苏联、台湾、日本和我们在欧洲的盟友，至此，我们政府中将有一百多人获悉此事。”
四年后，离任的卡特总统又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心情：“我和我的对外政策小组对我们的成就感到十分自豪，心情很愉快，也很兴奋，这种情绪想必具有感染力，我们本来预期全国各地和国会要强烈反对，但却没有发生，舆论界的反应也是好的，他们只是对事前没有透露过任何情况，感到报道时太突然而表示懊丧，全世界的反应很好，虽然台湾举行示威反对我们，多数国家都认为此举具有历史意义……”
我们还应补充一点：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公布之前的几小时中，卡特总统的心情除了“自豪”、“愉快”和“兴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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