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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晚。
杜立彬提前半小时便来到了希尔顿饭店。这是他多年记者生涯养成的习惯，每次采访总是早早就赶到现场。可这次他发现自己竟然来迟了，饭店门前由特工和警察围起的警戒线外已挤满了等候采访的记者和欢迎的人群，大多是衣着朴实的华人，有的还举着小型国旗或写有“欢迎”字样的标语牌，站在飒飒的寒风中热切地期待着一睹令全世界感到神秘和震惊的中国新领导人的形象。即使在华盛顿这样世界一流的大都市，希尔顿饭店也称得上是豪华和气派的象征，尤其是今晚那悬挂在门厅的八只巨大的红灯笼更给这座五星级饭店增添了一派喜庆和辉煌。手持红色请柬的男女佳宾喜气洋洋地通过唯一的一座安全检查门进入宴会厅，安装在那里的几台检测器已在不知不觉中对每个人进行了彻底检查。用一位美国小报记者的话说：“这些高技能的检测器连女人大腿间用的什么型号的卫生栓都能分辨得清清楚楚。”
杜文彬挤过熙攘的人群，穿过警戒线，跨上台阶正匆匆朝安全门走去，忽党肩头被人拍了一下。扭头一看，原来是那位被自己撞坏相机的日本记者。“平谷先生，你好！”他即刻记起了对方的名字，热情地伸出一只手。
平谷三九郎摘下挎在胸前的上海牌照相机，双手捧着递给杜立彬，“杜先生，这是我借用的您的相机，现在归还。”
杜文彬本想推辞，却又难以启口。他知道自己的“上海牌”同人家摔坏的那架“尼康——mk750”绝不能相提并论，虽然都是相机，却有天壤之别。就像人一样，有的是国王，有的是乞丐，谁也不会把两者进行同等交换。他迟疑着，深感不安地说：“平谷先生，实在对不起，如不嫌弃，请您先留着用吧。”
平谷三九郎笑着摆摆手，又指了指挂在脖子上的另一架相机：“瞧，我的已经修好了，多谢您的关照。”
杜立彬听他这样一讲，心里总算安稳了一些。
平谷三九郎两眼盯着杜立彬胸前的红色采访证，目光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羡慕和不满：“你们中国记者真幸运。”
杜立彬表示理解地笑了笑。为了防止欢迎宴会发生不测，美方安全小组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中包括不许记者进入宴会厅采访，但几位持有特别采访证的中美记者却获准以来宾的身份出席宴会。杜立彬便是其中一个。他望了望神情显得有些沮丧和焦急的日本记者，语气诚恳地问：“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平谷三九郎似乎颇感为难地抓了抓头发：“是这样的，总社老板对我发回去的稿件很不满意，可我又很难拍到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我想请杜先生帮我拍几张贵国领导人访问的照片，当然，酬金会很优厚的。”
杜立彬犹豫着没有回答。严格的外事纪律不允许他这样做，可负疚的心理又使他难以拒绝对方的要求。稍顷，他还是微笑着答应了。“好吧，我会多拍摄一些照片送给您，不过我不能收取任何酬金。”
“非常感谢。”平众三九郎深深鞠了一躬。“明天我会到阁下的住所去拜访。”
杜立彬歉意地一笑：“不巧的很，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华盛顿，随代表团的先遣小组赶赴亚特兰大。不过，我会把拍摄的底片给您留在肯塔基旅馆的服务台。”
平谷三九郎颇感失望地望着他：“哦，真遗憾。”他想了想，很认真地说：“底片您先带走好了，后天我也要跟随中国代表团到亚特兰大采访，到了那里我会去找您。”
杜立彬热情地应诺道：“这样更好，咱们还可以好好聚一聚。对啦，我到亚特兰大后住在桃树街的桃花饭店。”
“我记住了，咱们桃花饭店再见。”
同日本记者分手后，杜立彬通过安全检查门匆匆走进灯光辉煌的宴会厅。堆满鲜花的前台悬挂一面写着汉字的横幅：“热烈欢迎祖国親人”。许多应邀出席晚宴的佳宾已在指定的席位就坐。因为都是华人，彼此都用华语交谈，虽然南腔北调，五花八门，却很热烈，親切。人们的服饰也很奇特，既有西服革履的年轻人，也有着中山装、列宁装的中年人，还有穿长袍马褂的老者，就连桌上的餐具也都是中式的碗筷壶盏。邀请来的华人乐队正在演奏华南古曲《雨打芭蕉》，优美欢快的乐曲像清澈的泉水在山谷间泊泪流淌，使人感到一种浓浓的乡土情味。杜立彬知道今天能坐在这里的宾客都是美国华侨的佼佼者：有颇具名望的科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有金融巨头、社团领袖和企业老板，他们每个人的经历与成功几乎都可以写一部丰富多彩的创业史。他选拍了几张人物肖像，便捧着装有自动镁光灯的照相机站在入口处一侧。这是个非常理解的位置，从这里可以准确地抢拍到中国高级领导人进入宴会厅的境头。今天晚上他要多拍一些欢迎宴会的照片，然后挑几张最满意的送给那位叫“平谷三九郎”的日本记者。作为同行他觉得这样做是应该的，何况自己还撞坏了人家的高级照相机。很快，有几位美国电视台和报刊的记者也举着各种样式的摄像器材挤到他身边。杜立彬不由紧张起来，一抬头，忽然看见罗新华站在不远处的一尊浮雕旁向他招手，他不太情愿地走过去。
罗新华轻声告诉他：“1号首长”将从前面的侧门进来。
杜立彬听罢冲他感激地一笑，赶紧移动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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