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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23日。上午8时30分。
北京。公安部。办公楼小会议室。
当身材矮小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枫夹着文件包大步跨进来时，铺着白布单的巨大长方形会议桌旁已坐满了人，只是在长桌首端还空着两把皮面高背靠椅，其中有一把就是他的固定坐位，另一把前几年总是空着，每次开会即使座椅再紧张，也没有哪个人的屁股敢去坐，这是部长的专座。
王枫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习惯地摘掉缀着国徽的军帽放在桌上，露出锃亮的秃顶和一圈稀疏的花发，随后才将郑重而温和的目光扫向众人。这是一次联席会议，坐在长桌两侧的与会者都是来自不同部门的负责人，有穿警服的，有穿军服的，还有穿便服的，虽然彼此不在一个单位，但都属一个系统，都干一样的工作，所以王枫对这些来人并不陌生。最后，他将目光停在了公安部外事局局长刘建锋身上，劈头问道：“老罗呢？罗新华为什么没来？”
体魄魁梧的刘建锋挺了挺粗壮的腰板：“病了，在家休息。”
王枫又追问一句：“什么病？”
刘建锋摇摇头：“不清楚。”
王枫稍一沉吟，吩咐道：“你再去打个电话，就说我请他。”
外事局长应诺一声，起身走进套间。
坐在一侧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宋培公不解地问：“这个罗新华是干什么的？”
没等王枫回答，正用手帕擦眼镜的外交部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谷近贤接话道：“他是王部长的得意门徒，文革前在三处当副处长，现在是外事局顾问。”
宋培公持起衣袖看看表，望着王枫似在询问又似在催促：“还等他吗？”
王枫歉意地笑笑：“不等不等，咱们开会。”对这位来自中南海的副局长他总是谦恭如宾。“我先给大家通个情况，”他拉开牛皮文件包的铜链，取出一只白色信封。“这是我们昨天又收到的一份从国外寄来的报警信。”
宋培公伸手取过已启封的信袋抖了抖，从里面掉出一只微型黑皮笔记本和一页淡蓝色的信纸，他展开信纸见上面写着几行潦草的英文字母，便笑了笑又推到副部长面前。
王枫却从皮包中又抽出一张纸，含笑递给他：“这是信件的翻译稿，你给大伙念念吧。”
宋培公清了一声喉咙，用一口河南腔的普通话念道：“王先生，这份刺杀迪姆虎计划是托尼一手策划的，请你尽快转交贵国政府和有关领导人，不要相信美国人，不要到美国来，这里到处是魔鬼的陷阱。你忠诚的朋友，阿龙，1月15日。”
王枫解释道：“这个王先生是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王东升同志。”
宋培公抬起头问：“迪姆虎？什么叫迪姆虎计划？”
王枫正色道：“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是一个叫美国革命共产党的组织策划的一次暗杀活动的代号，矛头是对着这次访问美国的我国高级代表团，也就是我们的1号首长。”众人当然明白他讲的1号是谁，心情不免都有一些紧张。
有人愤慨地问：“这个革命共产党是个什么玩意？怎么会干这种勾当？”
也有人不安地问：“他们有多少人？有何政治背景？这个暗杀计划美方知道吗？”
这时，刘建锋从套间返回来，走到王枫近前低声禀报：“罗新华说他心脏病复发，不能来。”
王枫无动于衷地“嗯”了一声，用手指敲了敲面前的信件：“老刘，你把美国革命共产党和‘刺杀迪姆虎计划’的有关情况再给各位介绍一下。”
“好吧。”刘建锋答应着，坐回自己的位置上，翻开鲜红的保密本有条不紊地说：“美国革命共产党简称‘美共联盟’，也叫‘红党’，在去年5月召开的第四届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虽然宣称拥有八万党员，其实真正成员不足二万，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和社会力量的党。这个党的创始人约翰·格雷特，原先是美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因拉山头，搞分裂被开除出党，于是纠集一伙追随者另起炉灶，在60年代中期组建了美国革命共产党，自任中央总书记。他基本上沿袭了美共的组织原则和手段，以中央委员会为全党的领导核心，以总书记为最高领袖，在不同地区建立支部，在产业工人、大学生和城市无业者中发展党员。1972年9月，格雷特在一次秘密集会中被人枪杀，该党的第二号人物格斯·霍尔继任总书记……”
宋培公不客气地打断外事局长的介绍：“好了，你就别老太婆解裹脚布一层层扒了，我只想知道什么是迪姆虎？什么是迪姆虎计划？”
刘建锋望望副部长。
王枫瞪了他一眼，“简单点，哪来这么多毛病！”
刘建锋忙将笔记本翻过两页，把“迪姆虎”一词的来历和“迪姆虎计划”的内容简要讲了一遍，随后不知从哪里抽出一张半尺见方的黑白照片朝众人晃了晃，加重语气说：“这就是策划和指挥这次暗杀行动的罪魁祸首，杰拉尔德·托尼，他是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保卫局局长，一个狂热的恐怖主义分子，此人1963年毕业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法律系，当过律师和小报记者，曾以采访名义多次到苏联和东欧活动，据说他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有联系，同一些恐怖组织的头目也关系密切，如日本的‘红星军’、意大利的‘红色旅’、阿根廷的‘蒙托内罗斯’和美国的‘白豹党’、‘三k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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