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边际效用学派的三本奠基之作出现于1870年代初。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871年，里昂·瓦尔拉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第一部分出版于1874年，第二部分出版于1877年。我们已经说明了促使这些作者以其各自的方式阐述效用理论的各种条件，现在我们来对这三本完全独立著作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较。
这三本书所提供的效用理论的资料，其质量之高、范围之广，远非以往许多片断的讨论材料可比拟，他们为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奠立了适当的基础。本章将依次讨论以下问题：三位奠基人所用术语的差别；生产要素的效用；得自交换的预期效用；总效用的再分割；可分割性所引起的问题；最后是关于效用的测定问题。下一章将讨论其他一些问题：个人之间效用的比较；效用函数的形式；收入的边际效用；最大化；劳动价值论及其同需求曲线的关系。
ⅱ
边际效用学派的三位奠基人都没有使用过“边际效用”这个术语，下文将会提到，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德文是在1884年，出现于英文是在1888年，出现于法文就更晚了。这个术语出现时，杰文斯已经过世。门格尔在“边际效用”一词通用之后很久依然健在，但他从未用过这个词。瓦尔拉斯坚守着他自己对“边际效用”的特殊和首创的说法，拒不接受新术语。1890年代以前，其他经济学家也没有普遍使用这个术语。
至于“效用”一词（在今日经济学通用的意义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至少还使用过，而门格尔却不然，他从未用过。他坚持认为，效用（在我们现在理解的意义上）对物品价值的决定不起作用。在大多数场合，门格尔都避而不用“效用”一词，即使用，也要指出，它对考察价值是不适宜的。门格尔何以这样看待“效用”呢？看来，这主要是由于他拒绝把效用量的变动同物品量的变动联系起来所致，尽管他没有明确这样说过。在门格尔看来，效用从性质上来说是不分等级的，就如同死亡一样，所以他坚决反对把价值和效用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价值是分等级的，而效用是一次性的。
门格尔用以代替“边际效用”的是“满足的意义”。满足本身同效用一样，在数量上是不会变动的，但满足意义是变动的。他限于讨论由具体慾望的实现而带来的满足的意义，这个慾望，指的是由物品总量的一部分来实现的那种慾望。这就是他谈论边际效用的方式。程序上和语言上的这种差别，明显地反映在他首次的一般陈述中，这个陈述后来以边际效用递减法而闻名。门格尔说：“任何一种特殊慾望的满足，达到一定程度，都会具有相对来说最高的意义，进一步的满足的意义就会逐渐减少，直到最后达到这样一种程度，那个特殊慾望的更多的满足变得毫无意义了。”请注意，在这段话中，门格尔根本没有提及物品。
另一方面，杰文斯却依据门格尔未曾说明的真实的物品来表述他的思想。在讨论效用时，他开始就说：“把我们的注意力尽可能地转向产生快乐和痛苦的实物对象和行为是适宜的。”于是他把满足慾望的能力附于物品之上，并称此能力为“效用”。这样以来，杰文斯对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的表述，在外表上就不同于门格尔的表述。杰文斯说：“表现最后效用程度的函数的变动，是所有经济问题中最关键之点。作为一个普遍法则，可以表述如下：效用程度随商品量的变化而变化，商品数量增加，效用程度最终会减少。”
瓦尔拉斯的说法与杰文斯相仿。他只论及到个人从慾望的实现而得到满足的条件。他集中注意那些能够满足慾望从而具有效用的物品，因而他对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的最初表述，看来更接近于杰文斯而不是门格尔的表述。瓦尔拉斯说：“从所消费的物品的第一个单位或该单位的第一部分，到最后单位或最后部分，内含的效用总是减少的。”
瓦尔拉斯最初是用“内含效用”来说明“边际效用”的，这个词来自他父親的说法，其父用它表示消费者慾望感受的“大约的紧迫程度”。这个词在不多几页中反复使用了10次，然后突然以稀少性一词取而代之。稀少性这个词也是从他父親那里借用来的，而且同他的著作的联系最为密切。他把“稀少性”定义为“消费一定量商品所满足的最后慾望的强度”。瓦尔拉斯从此就用“稀少性”或“最后慾望满足程度”来表示边际效用。
瓦尔拉斯中途改变用语，显然部分地是为了说明消费者行为中最后消费单位的影响。他可能想用“最后慾望满足程度”来显示消费的次序，这在他的图式和方程式中均无反映。但这不是改变用语的充分理由。杰文斯在《理论》一书中的作法同样是含糊的，他最初给边际效用下定义时，也没有涉及消费者进行消费的特殊次序，后来，他改变了说法，以表达消费者使用物品的最后单位或终点单位的意义。他起初说“效用强度”或“效用程度”，但当他想强调消费的先后次序时，便代之以“最后效用程度”或“终点效用”。门格尔不曾强调消费的任何时间模式。
ⅲ
边际效用论的三位奠基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只有在他们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物品时才有效用。门格尔把这种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