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马歇尔、埃杰沃思和克拉克对运用边际效用的优先权均有某种要求，但菲力普·亨利·威斯蒂德则有所不同，他在边际效用学史上多半是一位门徒，而且主要是作为教师而闻名，他在1880年代曾对许多人很好地运用边际效用学说作出了贡献。
我们不知道最初是什么因素引起了威斯蒂德对杰文斯《理论》的注意。威斯蒂德于1874年来到伦敦，任小波特兰街惟一神教教会牧师20多年。杰文斯于1876年来到伦敦，比威斯蒂德晚来两年，一直在此住到去世（1882年）。他们都住在伦敦期间（1876－1882年）可能有些来往，但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这些来往的性质。事实上他们在进入大学学院前的许多年间已有不少来往。罗宾逊说，威斯蒂德在1882年买了一本杰文斯的《理论》（再版），“在几乎每一页上都加了边注，说明他对杰文斯的理论作了多么深入和广泛的思考。”也许这就是他对杰文斯经济学的最初一瞥；此后不久（1884年）就出现了威斯蒂德的第一篇经济学著述。
ⅱ
威斯蒂德最初是在一个名为“经济圈”（theeconomiccircle）的团体发表他对杰文斯著作看法的，该团体在传播边际效用思想从而在1880年代英国经济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可惜其历史详情至今不明，为数不多的资料也散失了。他的所有成员已不在人世，也没有发表任何有关的重要史料。这个团体最初几年同当时的非国教的“贝德福德教堂辩论学会”有联系，该学会的发起人是s．a．布鲁克牧师，他在1880年代初退出英国国教还曾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至少，贝德福德教堂辩论学会的一些成员也属于这个经济圈。他们是悉尼·韦伯，伯纳·肖，格拉斯·瓦拉斯，亨利·比顿。
赫弗德曾提到布鲁克，他说：“布鲁克本人（在贝德福德教堂）现在也表现出同样的异端征兆，而他〔威斯蒂德〕为了避难已经转到布鲁克的教堂。在曼彻斯特学院就读于他名下的青年人中，一些思想敏锐的人也在探讨亨利·乔治的学说。这是重要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正是把“经济圈”的基础归于他们的首创精神……”曼彻斯特学院的这批思想非正统的学生受到亨利·乔治新近在伦敦多次演讲的激励，大都具有社会好奇心。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威斯蒂德的指导，而威斯蒂德（按赫弗德的说法）“作为一种回报，也要求他们为此而掌握杰文斯提出的数学分析工具”。赫弗德指出了几位曼彻斯特学院学生的名字，但其中无人同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有关。
比顿于1884年3月成为这个“经济圈”的成员。该团体成员第一次遇见比顿是在“哈姆斯蒂自由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比顿和威斯蒂德在会上称赞了亨利·乔治。这次会标志着“比顿和威斯蒂德终生友谊的开端”，它还标志着边际效用思想传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比顿以许多方式给予威斯蒂德大力支持。比顿在经商上取得很大成功，他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他在1880年代草创电器工业方面起过积极和有益作用。他晚年迁出伦敦，并转向农业研究，不过他还总是有时间和办法撰写有关复本位制的小册子，他热心操办经济学家这个协会的活动。博纳说，他“是那些影响大于名声的人之一”。
ⅲ
1884年10月，“经济圈”再次得到了加强：它的会议转到比顿的宅第举行；成员也增加了，其中有哈伯特·萨默顿·福克斯威尔，弗朗西斯·西德罗·埃杰沃思，悉尼·韦伯。威斯蒂德继续“作为一位热心的研究者，他现在发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紧紧地把握国内经济问题的核心”。同年同月威斯蒂德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文章，刊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宣传性杂志《今日》上。
这篇文章试图反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点即剩余价值理论，反驳的依据是，物品的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它所使用的劳动量，而取决于它的边际效用。威斯蒂德在反驳马克思时使用了杰文斯的方法，他说：“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完整而确切的答案使杰文斯的名字永垂不朽，我在本文所作的，就是把杰文斯交给我们的这个有效的研究工具用于解决我们讨论的各种问题”。他花在研究杰文斯著作上的两年时间终于结出了果实。
威斯蒂德反驳马克思的理由如下：商品和劳动的价值均取决于劳动的边际效用，更准确地说，取决于劳动产品的边际效用。关键之点仍然在于依照边际效用论，物品的价值和劳动的价值决不会同生产它们所用的劳动量趋于一致，这是不言自明的。而按照劳动价值论它们却是一致的。它们的价值（依照边际效用论）不相符合，除非假定劳动能流入物品的生产，或能流入劳动的生产，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可能蓄奴”。对于强调边际效用（而不是劳动成本）价值论和反驳马克思来说，这些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只要物品和劳动的价值仍然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成比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依然能站得住；威斯蒂德对马克思的反驳在于表明，这种比例性只在例外场合才成立。威斯蒂德以其引进的边际效用的方法，可能对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不仅是剩余价值理论）投下了隂影，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价值论和“科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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