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任一物品所花费的劳动才使它依较高价格而售卖，相反地，正是为了高价售卖才使人为得到它而劳动。例如，渔夫之所以出海，在恶劣气候下艰苦劳作捕鱼，为的是得到好价钱；但是，如果某渔夫虽然夜以继日地干，却只捕到1条小鱼，而另一渔夫也许因为落潮而在浅滩上抓到1000条鱼，则前者不可能以后者1000条鱼的同样价格来售卖他的1条鱼。1条大马哈鱼和1条鲟鱼也许偶然蹦到船里，虽然没有花费任何劳动，但没有理由说它们的价值较小。如来一个人在吃牡砺时，偶然发现了一颗晶莹的珍珠，那么这颗珍珠的售价决不会少于他花一整天时间潜水而得到的珍珠的价格。
因此，不是劳动使物品只有价值，而是它们有价值才值得为它而劳动。”威特利的这段话对一个9岁少年该有多大的影响啊！难怪35年后杰文斯还会想起当时的情景！
杰文斯为什么会忽略中津和都柏林的教授们关于效用的著述呢？主要的理由是，当时英国教授们的地位比现在要低，在经济学和英国大学教育上都是这样。学生们难得去听杰文斯开始著述这几位教授所开的课程，其他许多人的讲课就更不在话下了。据说西尼尔第一次讲座（在牛津）结束时，听众只剩下一个人。时，“德鲁蒙德教授”实际上都不住在牛津。这些教授的微贱地位使其著作不被杰文斯所注意。
牛津和都柏林的教授们对效用的偏爱是从何而来的（这种偏爱得到了如此充分的发挥，以致其中的一位对边际效用在价值论中的作用作了几乎完整的说明）？最大的可能是，早期的这批效用经济学家有着一致的看法；这又因为他们师承西尼尔或威特利。支配这批人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种思想。西尼尔在经济学界的声望比威特利高；不过，也有许多证据表明，威特利可能影响了西尼尔观点的形成，而不是相反。这是自然的，因为西尼尔初次遇到威特利是在他于1811年聘威特利作他的家庭教师时。西尼尔还可能把他自己选择教授职业归功于威特利，以至后来在西尼尔的讲授中还不忘恩师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批早期效用理论家的中间联系纽带是威特利，而不是西尼尔。威特利在挑选劳埃德这位明星的效用经济学家方面肯定起了作用。威特利在都柏林及时建立了以他自己命名的讲席，并且支配◆JingDianBook.com经典书库◆着人选的任用。
威特利和西尼尔在价值问题上的言论不多。西尼尔最初论及价值（非常简略，没有涉及效用），是在他匿名发表的对两篇农业论文的评论中。第二次是为威特利《逻辑原理》所作的附录（1826年）谈到“价值”一词的定义。他不赞成李嘉图把价值与成本相联系的观点，但他也没有提供一种思路，表明正确的联系应是价值同效用。他最后一次回到价值问题是在1826－1827年的讲义中（这些讲义10年后才出版）。西尼尔写道：“在价值的三个条件即效用、可转移性和供给有限性中，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这不太像是一位效用经济学家的说法。当然，西尼尔还进而提出了效用递减原理，但是，他把这个原理同他对为什么“我们向往的不是数量而是品种多样性”的解释联系起来。除了前面引证的段落外，威特利再没有谈及效用与价值理论的联系。但它足以同西尼尔在此问题上所写的一切相媲美，而且先于西尼尔。
在劳动价值论占有牢固地位的情况下，威特利或西尼尔何以能够使其他的“德鲁蒙德教授”或“威德利教授”转到效用价值论上呢？这种转变的发生，多半是因为这些作者（甚至包括西尼尔在内，至少在1825年）并不完全懂得李嘉图经济学，从而难于接受李嘉图的学说体系。英国的这些早期经济学者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同今天的经济学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就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来说，研习经济学只占他们生活的一小部分。他们几经选择，终以教授为业，是基于动机，而不是基于他们对当时经济文献的了解。他们在授课和出版发表其一部分作品的同时，仍继续他们的主业，或任律师（西尼尔，朗菲尔德），或任教会牧师（威特利，劳埃德），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在教授任期届满后发表的经济学方面的东西很少。
没有谁能从这些早期英国政治经济学教授们的任何一人的著作中找到证据，表明他们确实曾经认真地通读过李嘉图的《原理》。他们之所以能提出一些创见，多半因为他们不懂得李嘉图价值论的内容，而较少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理论的缺点而要加以补救。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一小步，威特利或西尼尔能够做和实际做的就是这些；他们仍然停留在远离劳动价值论陷阱的路途中。因此，英国古典派成员忽视他们就不足为怪了，他们对要攻击的对象尚缺乏充分的了解。
因为他们没有惹起当时的争论，而后来的作者们也没有提及他们的思想，所以，当杰文斯于1859－1860年冬在伦敦制定他的价值理论时也就没有发现他们的著作。
ⅲ
哈奇逊认为，19世纪末期，在许多国家促使经济学家们研究边际经济学的一般动力，是对铁路或其他需花费巨大管理成本企业的研究。如果说“德鲁蒙德教授”和“威德利教授”未能影响杰文斯，那么，也许铁路起了这种作用。杰文斯的诞生之日（1835年9月12日）和诞生之地（英格兰利物浦），肯定使杰文斯的早年生活同英格兰最初的铁路建设密切相关。杰文斯对此问题也确实饶有兴趣，因为他为澳大利亚的报纸写过铁路问题的文章。不过，他的文章并没有表明他已认识到边际效用与铁路的成功经营的关系，当然也谈不上边际效用分析了。杰文斯的其他著作也没有显示出铁路问题与边际分析，特别是与边际效用分析之间的直接关系。
希克斯借助于拉德纳的《铁路经济学》一书，在铁路问题和杰文斯的边际分析之间搭起了一座间接的桥梁。希克斯认为，通过阅读拉德纳的著作，杰文斯受到古尔诺的影响，从而接受了依据那些可靠资料把边际分析应用于效用的思想。也许如此。但是，依据同样多或更多的证据，我们可以说，当杰文斯阅读拉德纳的著作时，他受到了杜皮特的影响。因为拉德纳把他的铁路支出的分析明白地建立在“《桥梁与道路年鉴》等期刊上一系列有关铁路费用分摊的论文报告”的基础上。拉德纳特别提到了朱利恩（p．a．jullien），此人的一篇关于运输费用的重要论文，同杜皮特的著名论文“公共工程效用衡量”刊登在上述杂志的同一卷中。杜皮特不仅在拉德纳后来引用的这一卷中发表了论文，而且他的论文所分析的问题正是拉德纳感兴趣的最优比率问题，在分析中所用的方法也是拉德纳用的需求曲线。拉德纳怎么可能避而不见杜皮特关于运输经济学的著述呢？当然，在杜皮特的论文中（古尔诺的论文也一样），以一种显而易见的形式启发或支持了拉德纳的明确说法是很少甚或没有的。
ⅳ
杰文斯对经济学感兴趣不到两年便发现了效用的意义。在他24岁（当时仍滞留澳大利亚）时给其姐姐的信中说：“透彻理解社会的各项原理现在对我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事业。”在此（1858年）之前，他还抱有人人都对物理学有热烈和强烈兴趣的想法。对于他从物理学转向经济学，杰文斯未作解释，只是说“从事物理学的人很多，而实用科学和工艺学则听其自然”。
杰文斯后来又说过，对经济学的新兴趣使他逐渐转向经济学。一年后他给姐姐写信说，虽然物理学提供了“一个几乎无穷无尽的研究领域……然而在人的科学研究方面要作的事情更多。”同时，他还想把物理学方法，至少把应用数学方法应用到社会的研究中。他说：“我的大部分理论是以数学为基础来进行的，不过，我深为抱歉的是，除了一般的论证外，我不能把数学方法贯穿到底。”
结果，当他1859年秋从澳大利亚回国并开始在伦敦的大学学院学习时，他便着手研究经济学和微积分。正是这次对经济学的系统学习，为他发现边际效用提供了直接的刺激。杰文斯参加学习时，威利正执教大学学院的政治经济学讲席，他可能以某种方式鼓励过杰文斯的效用发现。不过这种影响一定是间接的和不自觉的。威利的主要兴趣在法律方面，而且有引人注目的经历，他只把一部分时间花在经济学上。作为一位教授，威利的主要任务是讲授课程，主持考试。杰文斯上课时，威利每周二讲授，从1859年11月13日开始，每次从下午5：20到6：20这一年讲了大约20课。3个月间（从听威利的课开始到他最终看出效用和经济学问题的关联为止），杰文斯不可能听很多课。威利讲授的课题也是严格遵循着约翰·穆勒《原理》的章节次序，因而没有给杰文斯在利用效用方面任何直接的帮助。
杰文斯春季的政治经济学考试成绩不佳，可以很好地说明他在效用问题上下了多少功夫。很可能他在自己新奇的想法上花的时间太多，而在阅读威利所指定的穆勒著作上却不甚努力，这是相对于他应当作的事情以及应当相信的思想来说的。他认为他应该得第1名，结果屈居第3名。杰文斯责备威利，并把自己相对的失败归因于“观点分歧。这种分歧是完全允许的，而怀有偏见的教授却反对我的答案。”对于这个轻微的责难，我们尚无其他证据加以确认。可以肯定的是，威利可能的偏见不会来自对数学的完全忽视，因为当他于1839年在伦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时，他的数学成绩是第1名。其次，威利在1860年所主持的考试中没有包含几个问题（如果有的话），会给杰文斯提供一个机会，让他运用新的效用观点或数学与经济学关系的观点。许多问题反而给他提供了运用关于穆勒的广泛知识的机会。6个多月以后，当威利在奖给杰文斯以“李嘉图奖学金”方面予以合作时，威利也表示，他对杰文斯不抱偏见。但是，不管杰文斯对他的成绩如何不满和抱怨（或是因为忽视穆勒，或是因为威利教授对他可能有反感），威利的课程和备考毕竟为他集中注意经济学（此时即集中于边际效用）提供了一种动力。
ⅴ
考德把价值观点的分歧同早期经济学家们的宗教背景联系起来。他发现，基督教徒倾向于劳动论而天主教徒倾向于效用论。他承认，这个说法不能原封不动地用到19世纪经济学家头上，因为这时经济学家“一般来说不再按其宗教背景进行思考。”
不过，在杰文斯关于效用思想的形成中，宗教还是起了一定作用，虽然不属于考德说的那种类型。杰文斯对宗教的内容和形式确实未表现出任何兴趣，但他的双親却不然，而且对幼年杰文斯的成长产生了一定影响。杰文斯的父母属于一位论教派，他们也是通过对一位论教的共同兴趣而彼此相识的。关于杰文斯母親的生平，有人说她“嫁给了一位论教信徒托马斯·杰文斯”。结婚时，她是年已30岁的姑娘。她出身于利物浦的名门之家——威廉·罗斯科（虽已破落，门第依旧高贵）。托马斯·杰文斯则属于小工厂主之家，从伯明翰附近搬来不久，还未尝到许多成功的欢乐。托马斯·杰文斯和玛丽·安·罗斯科结合的最可贺的“成果”是有了杰文斯这个儿子，母親以她兄弟的名字为儿子取名叫威廉·斯坦利，还为她的出世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开头几行是这样的：
忧郁中，投进一束明亮的欢乐，
我可爱的宝贝！我最终的希望！
在许多方面，杰文斯都更像他母親这一支而不像父親那一支。他母親出嫁前，一直同她的父親相依为命；虽然她在威廉·斯坦利成人之前不幸去世，还是把她家许多可贵的品质传给了他。后来，当杰文斯进入大学学院时，他又同舅舅生活在一起，后者使他对罗斯科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
一位论教派对权威和论证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态度。杰文斯从双親那儿一定接受了这种态度的某些部分。他对在其他理论和价值理论中维护非正统立场一定深表好感，虽然对正统的这种冲击无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他的双親的非正统宗教信仰一定给了他极大鼓励。一位论教派也包含着对人和自然的某种理性主义的和分析的观点，以及要求把各种情况分解为它们的要素和组成部分。杰文斯把这些思想用到经济学中，因为边际效用理论就是由把消费分解为许多特殊的部分，以及对这些部分的各种关系加以分析所组成的。
一位论教对杰文斯还有某些直接的影响。由于他不信奉国教，所以被牛津和剑桥拒之门外，不得已进了伦敦大学学院，处在那里的各种影响之下。一位论教提供了杰文斯的最积极和最出众的学生菲力浦·威斯蒂德。威斯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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