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非自悟不可。五言先从《选》体入，以治经之余力为之，亦涵养性情之一助也。?
严沧浪以禅喻诗，独尚神韵，譬之羚羊挂角，香象渡河。?
诗能感发情性，植养伦理。?
夫诗，不以辞害志。?
洪巢林先生来书有：“日日忧旱，得雨而喜”语，因云：此是诗人本怀，固知忧喜雨旸本非二物，此余所谓诗以感为体也。人心有私系则失于感通，若虚中廓然，何所不格，雨旸寒暑即是变化云为，在《易》谓之贞，在禅谓之普。故曰“天下何思何虑”，言无私也。异由计起，涂虑万殊；贞乃本然，归致冥一。能会此，则即诗见道，体物不遗，然后物我顿忘，言象可泯，何事区区与古人较短长乎。?
扬子云谓：读赋千篇，自然能赋。杜子美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皆甘苦自得之言。要之，诗之外必有事焉，而能一切发于诗，诗始可传。吾有旧句云：“自古言皆寄，从心法始生。”悟此，则学诗与学道一矣。?
古人说诗，各有其得力处。温柔敦厚之旨，当反之自心，看能体会到甚处。若有一毫刚忿，则遇物扞格，去诗教远矣。?
凡说诗，则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足可忘疾。?
欲明诗之正、变，须略明依、正二报之义。“正”是能依为身，“依”是所依为土。身业之染静，即为报土之胜劣。诗人之美刺，依于国政之得失以着其法戒。“正”为有道而兴，即报土之胜也。“变”因失道而作，即报土之劣也。《诗谱序》所谓“凶吉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者，是诗之功用在美教化、移风俗，是教人修其正报也。世有治乱，诗有正变，而诗人之志则一于正。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
“不学《诗》，无以言”，诗教亦是开权显实，若是灵利汉，举起便悟，不为分外。不可以谛言语目之。?
胸中着得几首好诗，亦可拔除俗病。?
诗人闻道者固不多。就诗而论，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而已。亦非是教人不学诗，但古之为诗其义大，后世之为诗其义小耳。
或问王辅嗣《易》以何为体，答曰“以感为体”。余谓辅嗣此言未尽其蕴，感者，《易》之用耳。以感为体者，其惟诗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即感也。感之浅者其言粗近，感之深者其言精至。情感所发为好恶，好恶得其正，即礼义也。故曰“发乎情，止乎礼义”，“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孔子说《诗》之言也。诗教本仁，故主于温柔敦厚。仁，人心也。仁为心之全德，礼乐为心之合德，礼乐由人心生，是以《诗》之义通于礼乐。程子曰：“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故《易》为礼乐之源，而《诗》则礼乐之流，是以《诗》之义通于《易》。政事之得失寓焉，是以通于《书》。民志之向背见焉，是以通于《春秋》。六艺之旨，《诗》实核之，诗教之义大矣哉！《三百篇》以降，代有作者。后之选者识不及此，各以己见为去取，或求备乎体制，或取盈寓篇章，博而寡要，于义无当也。吾尝欲综历代诗总别诸集及论诗、评诗诸作，博观而约取，删繁而撷要。其世则汉魏六朝唐宋辽金元明清，其体则乐府五七言歌行律绝，其义则风雅正变，足以考见一代民志之所向，国政之所由，世运之升降污隆皆系于是。好恶不失其正者，大抵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体不求备，惟其人，所以昭其志也；断代着录，所以着其事也。详其来历，通其旨意，以便教学。善读者潜心以求之，庶几继轨《三百篇》而六艺之旨可以概见。以是为教，其必有感发兴起者矣。?
《诗大序》及郑康成《诗谱序》两文，说诗之义尽之矣。?
音律亦须学，多读自然见得。至于白话之漫无音节者，则终不能成立。西洋诗亦有抑扬高下音韵，而十四行诗格律谨严，亦岂漫无准则耶？?
昨说一切法界皆入于诗，恐学人难会此旨，实则盈天地何莫非诗？诗通于政事，故可统《书》；以声教感人，故可统《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故可统《礼》；“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故可统《易》。子夏《诗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依风俗。”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明人事之记，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二说不别，故可统《春秋》。“《诗》亡而后《春秋》作，则知《春秋》之用即《诗》之用，拨乱反正之心即移风易俗之心也。如是广说，不可终穷。比及证悟，则皆剩语也。”?
昔人评钟元常书，谓其“沉着痛快”。推而言之，作诗亦须沉着痛快，说话作事亦须沉着痛快。忠信笃敬，谈何容易。笃实便是沉着，反之则是不诚。?
先儒谓《乐》亡而后乐教皆寓于诗。古人之诗皆可歌咏，被之管弦，即是乐教。故春秋之世，聘使往还，酬酢交际，皆有歌诗，后世酬唱即其遗风。?
诗不仅尚其辞而已，诗之外大有事在。今人诗所以不及古人者，只是胸襟太小。古人所感者深，今人所感者浅，古人所见者大，今人所见者小，故判然是两个天地，不能相比。如果自己之所感与古人同其深远，自己之所见与古人同其真切，则发而为诗，自然亦可上追古人，但却非易事耳。诗教之义甚大，非心通天地不足以语此。但学者若能常常体会此理，则胸中滓秽日去，清虚日来，久而久之，不知不觉间，气质自然变化了。故诗可以陶冶性情。?
作诗是游于艺的事，但必须先志于道、依于仁，然后可。诗人所见者大，则其所言者远；其所积者深，则其所发者厚。不假安排，不事穷索，信手拈来，全是妙用。故曰：作诗须通身是手眼始得。有人问古德，狮子搏兔用全力，是个什么力？答：不欺之力。此虽说禅，亦可论诗。不欺便是诚，不诚则无物。狮子搏兔是用全身气力，故作诗须将整个学问运用在里面，所谓通身是手眼是也。善为诗者，言近而指远，称名小而取类大。心量通乎天地，然后可以动天地；至情通于鬼神，然后可以感鬼神也。?
古者朝聘往来，赋诗见志，以微言相感。微者，隐也，不必明言，贵在暗示。实则一切言语属于诗，真有至诚恻怛之怀，发之于言，自是感人。慈母之爱子，不学而能歌，赤子之于母，闻声而相喻，几以真情感通之故。?
大抵境则为史，智必诣玄，史以陈风俗，玄则极情性。原乎《庄》、《骚》，极于李杜，建安史骨，陶谢玄宗，杜则史而未玄，李则玄而不圣。挈八代之长，尽三唐之变，咸不出此，兼之者上也。自有义学、禅学，而玄风弥畅，文采虽没，而理却幽深，主文谲谏，比兴之道益广，固诗之旨也。唐宋诸贤犹未能尽其致，后有作者，必将有取于斯。若夫摆脱凡近，直凑单微，随举陈言，皆成新意，累句芜音，自然廓落。但取自适而无近名，舍俗游玄，绝求胜之心，则必有合矣。流变所极，未知其终。如今曰“背景”，犹之史也；亦曰“灵感”，犹之玄也。特言之尚粗，未臻于妙，而遽忘其朔，遂谓古不足法，斯则失之愚耳。?
夫乐律声诗之变，何在而非世运升降之机乎。韶、武既亡，《雅》、《颂》（注）之音绝。屈宋以后之赋，汉魏以后之诗，其可传者，犹有变风变雅之遗焉。?
（注）《诗经》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诗大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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