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甫
《经学历史》是皮锡瑞较有影响的经学著作之一，也是中国的第一部经学史专著。《经学历史》刊刻于1907年，1928年经周予同先生的点校，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学基本丛书出版了《经学历史》。此后，该书一直被当作经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但学界对于该书在编纂方面的优劣，诸如编纂体例、史料运用的得失以及影响少有分析。以下，本文力图在这一方面作一勾勒，以尝试对《经学历史》研究的另一个侧面略加探讨。
（一）
作为中国的第一部经学史，《经学历史》的最主要特点首先是它的会通性，这里的“通”，包括时间跨度、内容的广度，同时也指皮氏写作思想的一致性。
众所周知，经学在传统社会中始终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中枢地位，因此，在传统社会中经学一直受到各阶层的重视。《史记》中首列《儒林传》，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经学史；班固《汉书》，增设《艺文志》而开书志体经学史的先河，以后经学史一直是正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此同时，私家著史也重视经学史的梳理，如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中注重辩明经籍的源流，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的《经籍考》在考订经籍的同时，更注重于经籍的流变。明代中后期，朱睦桔作《授经图》将图、传、记集于一身，实际是清初朱彝尊《经义考》的先声，都是以书志体为主的经学通史。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四库提要?经部》也是在时代学风影响下对经学的总结。
然而，皮锡瑞以前的历代学者，他们对经学的论述都还称不上一部“经学史”，他们也没有用“经学历史”冠名其著述的明确意识。皮锡瑞有前辈先贤为他所作的积累与铺垫，有对两千年经学发展进行总结性论述的自觉；更由于1905年废除科举，经学“死亡”，需要对经学历史作一番探究原委的梳理，因此，皮氏在继承传统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把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历史作了一番成系统能的整理与介绍，在《经学历史》一书中，皮氏从孔子删定六经述起，以儒家经典在春秋时期的流传为上限，而以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为终结，对前经学时期以及经学独尊以后的各个阶段都有涉及，与经学发展始终的轨迹基本吻合，反映了经学从始到终的全部历程，既是对传统经学史的发展，又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全过程的总结。因此，从时间跨度来讲，《经学历史》一书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经学史。
从《经学历史》一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它汲取了史学中会通的特点。如前所言，传统的经学史主要以传记体和书志体为主，其中传记体的经学史以人物为纲，因人立传，重在考察人物的经学学术宗旨与学术传承；书志体经学史以典籍为纲，因典籍分类立志，附以记或后记，而以记录典章制度为主连同选举、学校的典志体也间出其中。上述三种经学史体尽管从不同侧面反应了经学的发展，但总是给读者一种“片面”而非“整体”的感觉。而《经学历史》在论述每一时期的经学发展时，首述该时期经学发展的大势，并将该时期的制度（包括选举、学校）、重要经学家、每一经典在这一时期的训释大略以及这一时期经学的新特点一一列举，这样，既能把握经学发展的大势，又能对经学发展的个别环节有一“个案”的了解，扩大了传统经学史的涵盖面，给人一种高度概括的总体感观。
传统经学史以传记体和书志体为主，但是，传记体重在纪“人”，主要记录某一时期学者的经学思想和经学活动；书志体重在志“书”，记录典籍的传衍以及变化，尽管撰著者在编写过程中不乏主题思想，但“记注欲其方以智，撰述欲其圆而神”，从经学的角度来说，传纪体和书志体的史料保存价值往往大于史学价值，缺乏通识别裁能力，使得经学史成了一种史料的堆砌给人以一种汗漫无归的感觉。
《经学历史》较好地弥补了传纪、书志二体之缺。在该书中，皮氏以今文经学作为经学的正宗源头，在对经学发展各时期的叙述中一以今文经学的发展为依归而判别之。在书中第一部分，皮氏上溯经学源头，认定“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之时”，认为孔子删削上古三代文献并在其中渗透了自己的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经学。经学形成之后，在战国时期流传于孔门弟子，但当时已经出现了经史之别：经学以孔子删削的六经为底本，其学要在讲求微言大义；而史学是以未经孔子删削的上古三代文献为底本，其学重史实之考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思想，但是武、宣之际，王霸杂用，所以此时皮氏定为经学昌明时期。西汉元、成之后，经学成为主流学术并与政治活动相结合，直至东汉末，期间一直是今文经学独处庙堂，因此皮氏定此期为经学极盛时期。汉末郑玄遍注群经，杂用今古，混乱了今古文家法，使得本来不解经的古文学派的经解也经“学”系统，后又加魏王肃的推衍，使得今文家法更无从找寻，所以皮氏定魏晋时期为经学中衰时期。东晋、南北朝期间，战争频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受民族文化融合大潮流的推动，他们在吸收汉文化时以继承为主，古文经学逐渐成为经学的主流；南方，在玄学的影响下出现了玄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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