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玄化的趋势，经学走向了多元化。南北学风不尽相同，皮氏把该时期定为经学分立时期。唐代统一南北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太宗令孔颖达主持撰修《五经正义》，对南北朝以来的义疏进行了整合，从而结束了魏晋以来的经学多元化局面，此为经学统一时期。
宋学在继中唐疑古惑经的学风中兴起，宋学中派别众多，但真正对后代经学发展有影响的是“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的道学――即理学，理学家在解经过程中贯彻依经明理依经明道的路径，“不信传注，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驯至改经、删经以就己说”别出心裁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脱离了汉唐注疏之学，是故皮氏定两宋时期为经学变古时期。元明之际，由于理学的进一步的发展演变，特别是心学兴起后，义理之学大盛，这便导致解经时新义叠出，这与皮氏的“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的立场相悖，皮氏斥这一时期为经学的极衰时期。清代考据大兴，皮氏认为清学是在力图恢复汉代的经学，特别是“乾隆以后，汉学大明，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至今日复明”，因此，清学是经学复盛时期。由于皮氏今文家的学术立场，他的划分尺度并不一定正确，但是皮氏以今文经学为正统，按照今文为宗，古文尽管不解经，但去古未远，基本没有脱离经学的原意，宋学变古，尽弃古人旧说，故经学转衰的逻辑，将整个经学的发展脉络用一条清晰的线索梳理出来，最终把经学史贯穿为一个前后不可分割的整体，比较容易看出经学史的发展演变，这与传统的纪传体和书志体经学史那种见木不见林，支离破碎的现象相比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突破。
皮氏在《经学历史》中，用自己的观点对经学发展的各个时期作了一个连贯的叙述，使得我们能较为容易把握经学的演变。在叙述经学变化的过程中，皮氏注意对各时期经学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如在分析两汉今文经学衰落的原因时，首先从今文经学自身的原因出发，认为今文经学在东汉时，章句之学越来越繁琐，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加之受到古文经学的打击，从而走向衰落。这种注重对学术演变前因后果的分析，对于后人理解经学蜕变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经学历史》一书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还表现在该书的编纂体例上。
《经学历史》在述论经学发展的过程时，将经学史划分为十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标目实际上也就是该时段的特点。在讲述每一时段的经学发展时，皮氏从制度、经籍、人物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皮氏中间还插有皮氏之评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这种撰述方法既注意到了经学发展过程中“面”上的表现，又注重“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即面上的展开均与该时期的特点相一致，每一分段的论述又为皮氏经学观――今文经学为正宗这一总论点服务。这种体例有利于从横向――经学发展的面上的表现和纵向――经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把握经学，使得在叙述经学史时，既能了解经学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大势，又能把握这一时段经学在经学史总体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一时期上一时期前后的联系与得失，集叙述议论于一体，做到了以史证论而又论从史出，这实际上是借鉴了章节体的特点。我们知道，章节体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题分章立节。不同章节的编排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研究，有较大的包容性。《经学历史》一书，不能算是纯粹意义上的章节体，因为其中没有“章节”名称，但皮氏所列标题一目了然，概括大要，实具有章节的意义。章节体体例源于西方，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学术也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经学历史》在继承中国传统经学史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史学的编纂体例之长，对学术史、经学史的研究走在向近代化的历程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
作为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经学史，《经学历史》有其优点，但由于受作者学术立场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其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甚至是错误，具体表现为：该书对经学史上各阶段的重要经学人物的评价有失偏颇；对于经学史上某些重要流派甚至避而不谈。
皮氏站在今文经学家的立场，对于经学史上的重要的解经流派――古文经学和宋学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古文经学是史学；宋学经解不符合圣人之意。然而，宋学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孟子的升格运动，理学在发展传统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同时，更偏重于内圣之学，最终使得《四书》之学超越于《五经》之上，修齐治平之道成了社会各阶层崇奉勿替的价值准则，从而对传统社会中后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家在继承魏晋玄学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精致的形上思辨，使得传统儒学更加理论化。这对于强化中华民族的逻辑思辨能力，拓展传统儒学的学术内涵都具有了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因而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发展阶段。而《经学历史》仅以“空谈义理则无用”而否定之，不免显示出浓厚的功利化色彩，故评价也就武断。但值得注意的是，皮氏在否定宋儒义理解经时，对于朱熹一派缺多有提及并曲意回护，如提到理学家删削经文以就己意时，皮氏认为此种学风与朱熹无关而肇端于二程兄弟，谓二程兄弟从义理出发断定章句的“真伪”，而朱熹则是按照理学的义理补写并加以发挥而形成现在的《大学》通行本。其实，朱熹强分《大学》“经”、“传”，学界早有此说，皮氏明知而不置一喙，显失公允。我们知道，朱熹治学重“格物”、“致知”，在学风上表现为朱熹重名物、典制的考据，是故章学诚认为朱学为清代学术的思想源头。我们看清代今文家如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因其人受乾嘉考据学风浸染较深，故均对朱熹极有好感而崇奉之。此种选择，与后期的魏源、康有为的是陆王而非程朱而大不相同。如前所述，皮锡瑞治学踵凌曙、陈立、王闿运一派而来，其学风亦属实学一路，也因此皮氏要曲意回护朱熹。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皮氏对于理学中的重要流派――陆王心学，没有专门进行评说。这不是简单的忽略，而是和皮氏的家派门户之见有关。皮氏从通经致用的角度出发评价经学流派，但皮氏又受考据学风的浸染，从今古文方面来看，他尊今抑古；在汉宋观上，皮氏褒汉而贬宋，他一直坚持清儒反形上思辨的传统，认为其性理之谈近于老释之学，而在朱学与陆王心学的评判上，朱熹学风扎实，实为清儒考据学风的不祧之祖。皮氏重考据，与朱学之实证学风存在暗合的一面，是故《经学历史》多曲护朱熹，而对陆王心学只用“糟粕六经”一语带过，更不要说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了。
皮氏对于经学史上重要的人物的评价也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在皮氏看来，凡治古文经者，在政治上均有大逆不道之倾向，如他认为刘歆治古文是为了助莽篡汉，又谓王肃、杜预之倡古文、注《左传》是为了助司马氏篡魏。刘歆之助莽与他治古文经了无干系，此一点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已有明辨，至于说王肃、杜预之治古文，与司马氏之篡魏有关，于史无征，这更属皮氏的主观臆断。查《魏书》王肃列传，称：“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刘寔以为肃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荣贵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财物而治身不秽，此三反也。”根本找不到王肃助司马篡魏的影子，至于杜预，他本着古文经学的立场，从前人对《左传》的注释中找出符合《春秋》的解说作《春秋左传集解》，今人刘家和先生已有详论，可供参考。查找《晋书?杜预传》也根本找不到杜预帮助司马氏篡魏的痕迹。
《经学历史》将经学的发展分为十期。从皮氏的分期来看，经学的发展从两汉以后就在走向衰落。皮氏重“今”轻“古”，扬“汉”抑“宋”。他认为古文经学之兴起是对经学的第一次破坏；宋学之兴又是对汉学的破坏，因此，皮氏对古文经学与宋学评价极低，他的经学历史即是以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破坏以及宋学对汉学的破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自西汉末古文经学兴起后，重典制考证、音韵训诂，实为经学“向前”发展而非“衰落”的一个新阶段，由许慎、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开启了下至于隋唐的一代新学风；至于理学，杂采佛老入儒，将儒学的纲常名教作“形上”安顿，将传统儒学理论化、“哲理化”，这更应当视为经学的发展而不是衰落。在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朱熹一派由“格物”而“致知”的治学路线，胎育出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这不仅是东汉经学学风的回应，更是清儒考据学风的源头。朱学与清儒之渊源，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所言甚详，惜乎皮氏对此均视而不见，他站在“今文”（西）“汉学”的立场上抑古文、反宋学，以己意而衡经学之衰落，皮氏的这种分期法归根结底是为了凸显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之功”。
皮氏以“有用则盛，无用则衰”视经学，全然将经学作为政治的工具来看待。他认为今文经学的衰落是由于章句之学的发展使得后期今文经师背离了先师的师法，偏离了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一目标而走向衰落。殊不知，两汉今文经学的衰落恰恰是因为今文经学与政治之间未能保持一定的张力，和现实政治“贴”得太近所致，今文经学的谶纬神学化是它衰落的重要原因，皮氏站在“今文”（西）“汉学”立场上的经学分期法，家派色彩太浓，主观性太强，未能真正揭示经学历史发展的实质。
（三）
《经学历史》成书于1905年，1907年由长沙思贤书局刊刻，从此，该书迅速流传，1928年，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学基本从书出版，对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学术研究起过重大的影响。
在政治上，皮氏反对革命而力主清政府推行新政，《经学历史》一书正是皮氏这种政治立场的产物。1905－－1907年，章太炎正以古文经学为武器，大倡排满革命，与当时宣传保皇的康有为进行论战。章氏见到《经学历史》后立刻明白了皮氏政治含义，是故章氏将皮氏视为康有为之同道，而对其《经学历史》痛加批驳，1907年章太炎作《驳皮锡瑞三书》，谓《经学历史》“钞书原委，故妄以己意裁断，疑《易》《礼》皆孔子所为，愚诬滋甚”，为“牧竖所不足道”，“然而，章太炎仍纠缠于孔子喜《易》制《礼》的古老争论上，并不能否定皮氏”，并没有辨明《易》与《春秋》是否是经学之重镇，也即清代今文家的理论到底能否成立。但是，章氏为革命派领袖，学界泰斗，他能够注意到《经学历史》，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经学历史》一书在当时的影响。
《经学历史》成书的同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经学至此退出政治舞台，这使得《经学历史》对于经学史的叙述成了经学寿终正寝的挽歌。在经学由中心走向边缘化的过程中，对经学史的研究逐渐走向学术化的道路，《经学历史》对此有一定的推动作用。1907年《经学历史》刊行后，同年刘师培作《经学历史教科书》，刘氏将经学历史的发展分为四期，其所重在经学典籍的传衍，刘氏身为古文家，他的经学立场与皮锡瑞大异其趣，书中多次强调了古文典籍之可信，显然系针对《经学历史》及《经学通论》而发，以纠皮氏之偏颇。这种论辩实际上推动了经学史研究的发展。1927年，日本人本田成之的作《支那经学史论》，本氏将中国经学发展分为七个时期，显然受到《经学历史》的启迪。本氏述先秦述儒学典籍的流传完全取法《经学历史》；其有关两汉今文经师的“师法”与“家法”之说也全由皮氏之论脱胎而来。1936年，马宗霍作《中国经学史》，马氏在自序明谓：“晚世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始自具裁断”，肯定了皮氏在经学史研究的首创之功，但认为皮书“与但事抄书者稍殊，持论既偏，取材复隘”。马氏之书实是对皮氏之书得纠偏，但在分期（马氏分为十二期，按朝代裁断）上下限于皮氏分法大同小异，在内容上，也借鉴了皮氏的会通思想，体例上，马氏在书中史论结合，在章节体已走向普及的时期（马氏书成于1936年），仍然与皮氏之书的形式无大改动，足见皮氏是在纠正皮氏，同时也看出其受皮氏影响之深。马书于皮氏之书相比，无论从观点上、材料上都比皮书客观充分，但与皮氏之书的关系来看，不能不想到皮书对经学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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