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速铁路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刘芳（1981年1月），山东淄博人，上海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师。自从教以来，致力于与专业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财贸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并参与国家及省级课题十余项。

从高速铁路的一般商品属性和准公共产品属性来研究高速铁路的经济效应。高速铁路作为一般商品，参与运输服务市场竞争，通过与其他运输方式的竞争，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并取得经济收益。作为准公共产品，高速铁路的修建可以带来“乘数效应”，带动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产业的发展，使产出增加。更为重要的是，高速铁路的建设使区域“可达性”提高，带动高铁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走廊效应”；高速铁路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的时间机会成本，加快了劳动力流动速度，有利于跨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特别是对于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增进了知识溢出，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并促进以高学历劳动力为主要投入要素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高速铁路修建还带来“再定位效应”，使得在铁路沿线地区设立的企业增加、规模扩大，相关产业得到发展，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家庭在铁路沿线定居，促进了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高速铁路对东部地区航空客运影响并不显著，对中部地区航空客运的影响是正向效应，对西部地区航空客运的影响是负向效应。说明，处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区域，高速铁路建设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高速铁路对我国不同文化程度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有所不同。从劳动力数量上来看，高速铁路修建对全国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西部地区大专文化程度和研究生文化程度劳动力流入的影响是显著的正向效应。从劳动力结构上看，高速铁路修建主要影响全国范围内高学历劳动力的流动，对西部地区劳动力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劳动力的比重上，也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从产业发展来看，高速铁路对小型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规模扩大有着重要影响，高速铁路建设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不论是全国范围内，还是分区域的回归结果都显示这一效应。此外，高速铁路修建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增加也起到了显著的正向效应，主要体现在东、中部地区。这些经济效应的发挥，极大的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