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以书画为主要品，而两者又互有密切之关系。其故有四：
书始于指事、象形之文，犹之画也。今之行、楷，虽形式已多改变，而溯源尚易。
书画皆用毛笔；画之设色，虽非书所有，而水墨画则又与书近。甚而装裱之法，如手卷、立轴、横幅等，亦无区别。
自汉以后，书画进化之程度，大略相等；其间著名作家，相承不绝，有系统可寻。其他建筑、雕塑及美术工艺品，则偶有一时勃兴，而俄焉衰歇；或偶有一二人特别擅长，而久无继起者。
自宋以后，除画院供奉品外，无不以题识为画面之一种要素。最近除仇英一家外，善画者无不善书。其他布置习惯，如扇面上两叶上之半书半画，厅堂上之中悬画轴、旁设对联，皆呈互相辉映之观。若铜器上、瓷器上之饰文，亦常并列书画。其互相关系之密切，可以见矣。
今欲述中国书画进化之大概，可别为三个时期。秦以前（西元前二○五年前）为古代，为萌芽时期；自汉至唐末（西元前二○四年至西元九○七年）为中古，为成熟时期；自五代至清末（西元九○八年至一九一一年）为近世，为特别发展时期。今按此三时期分别叙述，而殿以民国元年以来现代之状况焉。
中国古书所记，伏羲氏始作八卦，造书契。其后有距今四六二八年前（西元前二六九八年）即位之黄帝，命其臣仓颉作书，史皇作图。神话而已，无以证其信否。又言帝舜（西元前二二五六年即位）：“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尚书》)(华虫，雉也。会，同绘。宗彝，虎蜼也，蜼为猿类。黼，作斧形，黻作“ 《春秋左氏传》宣公三年）是舜时已知用五采绘绣，且以天象、动物、植物及用品为图案，而夏初且能图像怪物；然是否信史，尚属疑问。
北京地质调查所曾在河南、奉天、甘肃等处发现新石器时代及初铜器时代之彩色陶器，大抵在西元前三千年与二千年之间，其陶器或红地黑纹，或灰地红纹，或淡红地加深红彩色，为当时已知利用彩色之证。（见《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其出自河南遗墟者，仅示几何花纹，如直线、曲线、弧形，8形、螺线及带纹等；出自甘肃者，更具有各种动物图形，如马形、鸟形等，且有作人形及车形者。奉天秦王寨发见之陶器，多作波纹及波浪围绕纹者，有时双弧花纹，以背相向，或交相切成×之形。双卧弓形，凸侧向上，中连一长隙地，仿佛作棕叶形，此为一种进化之植物花纹。因知此时期中对于色彩之配布，几何形、动植物、人体之描写，已发其端，而尚无文字。
在殷代（西元前一七六五至前一一二二），常以天干十字为人名。自来得古铜器者，辄以文字简单而有父己、祖辛等人名为殷器。最近又于河南安阳县殷之故都，得龟甲兽骨之刻有卜词者，其人名既相类似，而文字体格亦颇同符，其刀法之匀称，行列之整齐，足以推知文字之应用，远在殷以前矣。民国十七年十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考古组李济君等亲往殷墟，以科学的方法试行发掘，所得甲骨，较购诸土人者为可信，足以证知殷人所刻文字之真相。而同时得有殷人陶器，于绳纹、弦纹、三角纹、斜方纹、云雷纹以外，兼有兽耳、兽头之饰。又得石刻人体之半，所遗留者，自腰至胫，并其握腿部之双手。虽当时人之图画尚未发见，而其对于线条之布置与动物人体之观察，亦可推见端倪也。《尚书》序称高宗（西元前一三二四年即位）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皇甫谧谓使百工写其形象。果如所解，则当时已有画像之法矣。
殷墟甲骨文字
至于周（西元前一一二至前二四九），则金器之出土者较多；其花纹以云雷与兽头为多，植物甚少，人体殆不可见。直至秦季，图画之迹，尚未为吾人所目睹。史籍所载，画斧于扆，画虎于门，及其他日月为常，交龙为旂，熊虎为旗，鸟隼为 ，龟蛇为旐之类，以天象及动物为象征。《考工记》为周季人所著，称画绘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赤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是当时对于各色配合之法，已甚注意。《考工记》又称绘画之事，后素功，则当时先布众色，而后以白彩分布其间，是一种勾勒法。又《家语》称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康，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如所言果信，则当时画家已有表现特色之能力。王逸作《楚辞章句》，谓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是武梁石室等图画，在周代已肇其端矣。又《史记》称：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是宫室界画，当时已有能手。《说苑》称，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图之，敬君久不得归，思其妻，乃画妻对之。是写像画亦已流行矣。
《韩非子》称：客有为周君画筴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筴者同状。周君大怒。画筴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出时，架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画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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