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景书师钟、王，采其气骨，时称与萧子云、阮研等，各得右军一体。又萧子云自云：善效钟之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可以见当时评书之标准，不离钟、王矣。
其在北朝，称善隶书者，魏三十余人，北齐二十人，周八人。魏初重崔、卢之书。崔氏以书名者，为宏及其子悦、简；卢氏则有伯源。宏祖悦与伯源六世祖谌，以博艺齐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子宏，世不替业。（见《北史·崔浩传》）是知魏代书家以钟、卫之派为多。周之王褒，萧子云之内侄也，子云特善草隶，褒少去来其家，遂相模范，名亚子云。赵文深，少学楷隶，年十一，献书于魏帝，推有僮王之则。是北方书家，亦钟、王流派也。
始平公造像
但北魏、北齐诸石刻中，有专用方笔一派，以龙门造像为最著，显与宋帖中所摹魏、晋人书不同，因而阮元有南帖北碑之说，谓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康有为则谓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显镌、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中如始兴王之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用以反对阮氏南、北之派，碑、帖之界。然康氏所举，不过偶有例外，就大体说，阮说是也。《礼记·乡饮酒义》谓：“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感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曾国藩尝引以说文学中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之不同，书法中温厚与严凝之别，亦犹是耳。南人文弱，偏于温厚；北方质实，偏于严凝。胡适《白话文学史》特揭斛律金敕勒歌之雄强，谓与南朝不同，亦足为旁证也。
隋祚颇短，而称善书者亦二十余人。其中如丁道护者，蔡襄称其兼后魏遗法，且谓：“隋、唐之间，善书者众，皆出一法，而道护所得为多。”又窦众谓：“赵文深师右军，赵文逸效大令；当平凉之后，王褒入国，举朝贵胄，皆师于褒，唯此二人独负二王之法，临二王之迹。”足见南北两派互竞之状态。然统一之初，渐趋协调，势所必至。康有为谓“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简要清通，汇成一局。龙藏碑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也”，可以观其概矣。
唐代二百八十八年，以工隶书名者及七百余人，可谓盛矣。其间活用古法，自成一家者，虞世南、褚遂良等，继承南派之姿媚，而参以北派之遒劲；欧阳询、柳公权等，袭北派之险峻，而参以南派之动荡；徐浩之骨劲而气猛，李邕之放笔而丰体，颇拟融和南北，而各有所偏；其能集大成而由中道者，其颜真卿乎！朱长文（《墨池编》）云：“观中兴颂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其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诚确论也。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
行书和隶书之小变，张怀瓘（《书断》）谓：“桓、灵之时，刘德升以造行书擅名。”陆深（《书辑》）谓：“德升小变行法，谓之行书。带真谓之真行，带草谓之草行。”卫恒（《书断·引》）谓：“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羊欣（《能书人名》）谓：“钟繇书有三体，三曰行押（谓行书），相关者也。”知行书实托始于行押，而独立成一体，则在魏、晋之间。
以善行书著名者，晋三十六人，宋、齐、梁、陈四朝三十七人，魏、北齐、周三朝十人，隋五人，而唐则百六十四人。晋人中，自以王羲之为巨擘，其最著之作品为兰亭序；而刘琨、谢安，皆其选也。陈之江总，周之庾信，亦以行书名。唐代，如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等，善楷书者，无不兼善行书；而李白、杜甫、顾况、张籍、杜牧诸诗人之行书，亦为时人所宗尚云。
王羲之《兰亭序》之一节
草书者，王愔（《文字志》）谓：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书，粗书之。张怀瓘（《书断》）谓：“存学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后世谓之章草。”（《后汉书》）称：“北海敬王睦善文书，及寝病，明帝使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草书始于汉代无疑。
善草书者，汉及三国二十五人，晋七十四人，宋、齐、梁、陈四朝六十人，魏、北齐、周三朝二十六人，隋十九人，而唐则百二十七人。汉杜度为齐相，善章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崔瑗师于杜度，点画之间，莫不调畅。张芝学崔、杜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韦仲将谓之草圣。晋卫瓘与索靖俱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张芝）筋，靖得伯英肉。王羲之自谓比张芝草，犹当雁行。常以章草答庾亮。翼（亮弟）与书云：“昔有伯英十纸，过江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足见自汉迄晋，均以张芝为标准矣。
孙过庭《书谱》之一节
王献之幼学父书，次习于张。陆深（《书辑》）谓：“羲、献之书，谓之今草。”张怀瓘（《书断》）谓：“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宛转，大行于世。”是知二王出而草书又革新。张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齐高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足见当时二王法之盛行矣。羲之七世孙释智永草书入妙，临真草千文八百余本。
至于唐代，孙过庭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作《书谱》。张旭自言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公孙舞剑器，得其神。杜甫《饮中八仙歌》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主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可以见其豪情矣。李笔（《国史补》）谓：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据《书史会要》《书苑菁华》等书，则张旭传邬彤，邬彤传怀素，而怀素自谓得草圣三昧焉。
经此时期，易籀篆之世界而为行楷之世界，分书草书，虽亦曾盛极一时，然自此以后，与籀篆同为偶然寄兴之作，不及行楷之普遍矣。
有唐一代书画之规模大备，后有作者，能不为前贤所掩，以逸品为多，故谓之特别发展焉。
五代十国，仅五十三年，而以画名者百五十人，以书名者百有八人。而其间尤著之画家，有梁之荆浩、关仝，南唐之徐熙，前蜀之李升，后蜀之黄筌等。书家有梁之杨凝式，南唐之徐锴、王文秉，吴越之忠懿王等。而南唐后主、前蜀之释贯休、吴越之武肃王，则并长书画云。
荆浩、关仝，皆山水画家。浩善为云中山顶，气局笔势，非常雄横。尝语人曰：“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仝初师浩，中岁精进，间参王维笔法，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渔市、山驿，笔愈简已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
徐熙善花果，以落墨写其枝叶蕊萼，后略傅色，故超逸古雅。黄筌之花鸟画，先行勾勒，后填色彩，后世称为双钩法。徐体没背渍染，旨趣轻淡野逸；黄体勾勒填彩，旨趣浓艳富丽；以山水为例，徐体可谓南宗，黄体可谓北宗也。
徐熙百花图长卷之一节
杨凝式喜作字，尤工颠草，与颜真卿行书相上下。黄庭坚谓：“余曩至洛阳，偏观僧壁间杨少师书，无一不造微入妙。”徐锴与其兄铉校订《说文解字》，故锴以善小篆名。王文秉篆书，笔甚精劲，远过徐锴。吴越忠懿王善草书，宋太宗称为“笔法入神品”焉。
南唐后主工书画，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谓：“观所画林木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宣和画谱》谓：“画清爽不凡，别为一格。又能为墨竹，画风虎云龙图，有霸者之略。”陶谷（《清异录》）谓：“后主善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后蜀释贯休，善画罗汉，貌多奇野，立意绝俗。又善书，工篆隶，并善草书，时人比诸怀素。吴越武肃王画墨竹，善草隶。
宋代三百十四年，以画名者九百八十六人，加以辽五人，金五十六人，为千有九十四人。以书名者九百有三人，加以辽十三人，金七十人，为九百八十六人。而画家之最著者，有李成、范中正、董源、巨然等；书家最著者，有蔡襄、黄庭坚及金之党怀英等。其兼善书画者，则有郭忠恕、文同、苏轼、米芾、米友仁父子、李公麟等。
李成工山水，初师关仝，卒自成家。刘道醇（《圣朝名画评》）谓：“成之为画，精通造化，笔尽意在；扫千里于咫尺，写万趣于指下；峰峦重叠，间露祠墅，此为最佳。至于林木稠薄，泉流深浅，如就真景，思清格老，古无其人。”范中正性缓，时人目为范宽。居山林间，常危坐终日，纵目四顾，以求其趣；虽雪月之际，必徘徊凝览，以发思虑。学李成笔，虽得精妙，尚出其下；遂对景造意，不取繁饰，写山真骨，自为一家。董源善画山水，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挺劲，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月江南也。巨然山水，祖述董源，皆臻妙理，少年多作矾头，老年平淡趣高。论者谓前之荆、关，后之董、巨，辟六法之门庭，启后学之矇瞶，皆此四人也。
蔡襄真行草皆优入妙，少务刚劲，有气势；晚归于淳淡婉美。郑杓（《书法流传图》）谓：“书学自汉蔡邕至唐崔纾，皆亲授受；惟襄毅然独起，可谓间世豪杰之士。”黄庭坚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尝自评：元祐间书，笔意痴钝，用笔多不到；晚入峡，见长年荡桨，乃悟笔法。金党怀英工篆书，赵秉文（《滏水集》）谓：“怀英篆籀入神，李阳冰之后，一人而已。”郭忠恕师事关仝，善图屋壁重复之状，颇极精妙。工篆籀，小楷八分亦精。李公麟博学精识，用意至到；凡目所睹，即领其要。始学顾、陆与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本，乃集众善，以为己有，更自立意，专为一家。尤工人物，能分别状貌，使人望而知。初画鞍马，愈于韩幹；后一意于佛，尤以白描见长。书法亦极精，画之关纽，透入书中。于规矩中特飘逸，绰有晋人风度。文同善画竹，其笔法槎牙劲削，如作枯木怪石，特有一种风味。亦善山水。善篆隶行草飞白，自言学草书凡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苏轼善画竹，尝在试院，兴到无墨，遂用朱笔写竹；后人竞效之，即有所谓朱竹者，与墨竹相辉映矣。又能作枯木、怪石、佛像，笔皆奇古。又善书，其子过曰：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于手；故不见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学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格。米芾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尝曰：“伯时（李公麟）病右手后，余始作画；以李常师吴生，终不能去其气；余乃取顾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又以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因信笔为之，多以烟云掩映树木，不取工细。其子友仁，天机超逸，不事绳墨。其所作山水，点滴烟云，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芾善书，行笔入能品，沈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须鞭勒，无不当人意。仁书虽不逮其父，然如王、谢家子弟，自有一种风格。
元代九十年，以画名者四百二十余人，以书名者四百八十五人，而最著名之画家，有高克恭、李衎、黄公望等，最著名之书家，有鲜于枢、袁桷、揭徯斯等；书画兼长，则有赵孟頫、管道升夫妇、钱选、柯九思、倪瓒、王蒙、吴镇等。
李公麟《五马图》之一节
高克恭好作墨竹，尝自题云：“子昂（赵孟頫）写竹，神而不似；仲宾（李衎）写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两此君也。”画山水，初用二米法，写林峦烟雨；晚更出入董北苑（董源），故为一代奇作。李衎善写竹，师文同；兼善画竹法，加青绿设色。后使交址，深入竹乡，于竹之形色情状，辨析精到；作画竹、墨竹两谱。黄公望山水，初师董源、巨然，晚年变其法，自成一家。居富春，领略江山钓台之概。性颇豪放，袖携纸笔，凡遇景物，辄即模记。后居常熟，探阅虞山朝暮之变幻，四时阴霁之气运，得于心而形于笔，故所画千丘万壑，愈出愈奇；重峦叠嶂，越深越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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