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明确地拒绝他了。他要来，我能把他赶出去吗？我可不是憾憾啊！”她的脸红了。
“如果你的拒绝十分明确，他就不会来了。说实话，小孙，你是不是准备接受许恒忠？”我单刀直入地问。
“啊，不！”她条件反射似地跳了起来。“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可怜他，有时候还讨厌他。……说实话，宜宁，偶然也出现过与他凑合在一起的念头，这样我就可以断了其他想法了。我曾经想尽量从许恒忠身上找出一点可爱的地方来，比方，他很善于创造家庭生活的氛围。可是不行，产生了一点点喜悦之后立即就是厌恶。他说他寄希望于我的好心，我告诉他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那么，就听我的话，把这个许恒忠从你的帐册上划掉吧！你和他没有关系。你不用为许恒忠担心，只要你态度坚决，他很快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别人身上的。他需要的是老婆，只不过想从高档选起罢了。他的问题好解决，包在我身上。”
她笑了：“你像婚姻介绍所的老板娘呢！”
随便像什么吧！真正开个婚姻介绍所也不坏。由我去“凑合”说不定比别人还好一点呢！我还是抓住孙悦：“谈谈你对何荆夫的看法吧！”
“我喜欢过他。”
“现在呢？”
“现在，我说不清。我尊重他，信任他，但决不愿意嫁给他。过去，我拒绝了他，如今再去追求他，这算什么呢？别人不轻视我，我自己也会轻视自己的。”
“那么他来追求你呢？你看他会不会来追求你？”
“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愿意接受人家的同情和怜悯。更不愿意接受人家的恩赐。我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虽然这种选择并不完全表现我的感情和意志，有时甚至是违心的。但毕竟反映了我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我不愿意擦去自己的脚印，也不愿意让人家帮我掩盖这些脚印。这些脚印使我痛苦和羞愧。但也正因为这样，我十分珍爱它们……我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不能……”
“好吧，那就把何荆夫丢开！”我爽快地说。我心里清楚，孙悦爱何荆夫。但我不愿促成这门親事。我认为孙悦的生活再也经不住颠簸了。与何荆夫结合，就免不了颠簸。何荆夫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听不少人说过，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可惜，这些见识都有些出格。谁知道将来的中国怎么变，谁知道还会不会再来一次反右斗争。不再搞政治运动，这只是人们的愿望。而愿望是很少成为现实的。
可是孙悦的思想还停留在何荆夫那里：“他应该有个家，漂泊半生了。然而，他不会随便爱上什么人的。他有要求……”
“那你就收起自己的自尊心去追求他，补偿他的损失吧！”我有意用反话激她。
“我知道自尊和虚荣很难区别。也许我所说的自尊心只是虚荣心。但我现在难以‘收起’。”她嘟囔着说。
“那就不去说他了吧！”我说。
“可是他生病住院了，我应该去看看他吧？”她问我。
我故意冷淡地说：“系总支书记应该关心群众生活。你去看他好了。”
“不，我不去。”她立即连连摇头，好像是我命令她去看何荆夫的。
这个何荆夫我以后一定要见见。能让孙悦如此倾心的人，一定是个不平常的人。不过也难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也会欺骗和背叛灵魂。当初，孙悦不是就看中了赵振环的长相？还有我自己——早忘记了！
“你看，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她又问我。
她期待地看着我。我能对她说出什么主意来呢？除了希望她幸福以外，我再也谈不出别的了。我忽然想起，我应该向她说说我的故事，这会给她一点启发的吧！多少年来，我从不向别人谈自己的过去，对孙悦也没谈过。我对自己的现在感到满意，也就不愿意回忆过去。为了对得起丈夫和孩子，我只能够彻底埋葬过去。可是今天，我应该对孙悦说说，她今天的苦闷，我都有过。只要愿意，她也可以像我今天一样得到解脱。李宜宁的故事生活曾经给过我两次难忘的教训。读大学的时候，我和一个比我大七岁的男同学恋爱了。我们爱得很热烈，很深沉。我们约定毕业后一起要求到边疆去，成家立业，开花结果。可是就在即将毕业的那一学期，党组织突然把我找了去，给我看了两封控告信，控告的是我的男朋友遗弃了“糟糠之妻”。写控告信的一个是他的“妻”--一位农村婦女；另一个是他的父親--一位令人尊敬的老革命。这对我犹如晴天霹雳。他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些事。我只知道他是一位革命战士的后代，因为生母去世，从小就寄养在老乡家里。解放后，虽然父親认领了他，可是因为后母不能相容，他仍然住在老乡家，直到出来读大学。他曾经在我面前对我们的恋爱前途表示担心和忧虑，但从来没有说明真正原因。我正要找他问个明白，他自己却先来找我了。听了他的叙述，我弄不清该不该责备他。我没有责备他。原来抚养他的那位老乡家里有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女儿，一直照顾他的生活。他们的父母按照乡下的习俗给他们订了婚。他对她只有感激和尊重，并无爱情。她在他心里，始终是姐姐兼母親的身份。她不识字，他却一直读书。在他考取大学的时候，她怕他变心，她的父母就给他们“完了婚”--领了一张结婚证书。“你为什么要答应结婚呢？”“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相信生活的安排是合理的。我愿意和她过一辈子。想不到真正的爱情却降临了。看见了真的，自然就会忘记假的。”她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淡漠。他本来以为，这是很好处理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真正结婚呀！可是很快地，他就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每次回乡探親，他都劝她、求她，希望她与他分手，各自寻找自己的幸福，可是她坚决地拒绝了。她情愿“守活寡”，也不愿意离婚。“你应该告诉我的，为什么欺骗我呢？”“我不是存心欺骗你，实在没有勇气告诉你。最后二年，放假的时候我不是不回乡了吗？我想这样她会死心的……想不到父親出面干涉了。”“儿媳”把儿子不回乡探親的事情写信告诉了父親。父親立即写信向学校了解儿子的形迹。当他知道儿子“喜新厌旧”之后，气得立即到“儿媳”那里去了一次，责备“儿媳”不该姑息、迁就自己的丈夫。那位可怜的农村姑娘本来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另有所爱。如今一听，希望完全破灭，就悬梁了。还好，被救了下来。但这也就造成了轰动乡里的“陈世美事件”。扮演包文正的是他的父親。父親为“挽救”儿子动用了一切手段，向组织控告还只是其中的一种。“你打算怎么办？与那位农村姑娘生活一辈子吗？”“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对自己、对我负责吗？你原来是这样一个没有勇气的人啊！我看错了人！”我想这样责备他。但是没有把话说出口。确实，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处于绝对的劣势。如果在“五四”运动时期，我们的恋爱还可以具有一些“反封建”的意义--必须以结婚来感恩吗？可是我们的社会已经经过了“彻底的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了。我们的婚姻法已经给了每一个人以婚姻自由。因此，我们这样的恋爱就只能是“道德败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暴露”了。再加上我是“资产阶级小姐”，又有海外关系，这性质就更加“昭然若揭”了。当然，如果我的男友是一位高级干部，我们的事情或者可以当作“小节”来处理。可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对他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节”了。更重要的是他的父親不愿意轻易放过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他终生记取这个教训。学校十分尊重他的父親。党组织对他、团组织对我，进行批评教育。我们终于断绝了关系。毕业分配时，他要求回到家乡，与“糟糠之妻”厮守在一起。我呢，坚决要求到边疆去！我被批准了。公布分配方案的时候，同学们把我抬起来，在空中抛来抛去。而他，我的男友却远远地躲在一个角落里，用眼睛追随着我。我们没有告别。以后也没有通信。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我的初恋，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在西藏工作了二年，因为身体不适应调回了c城。不久，我和我的一位同事恋爱了。接受以往的教训，我一再追问了他的政治状况、家庭状况。还好，是一个并无什么政治背景和色彩的人，只是比我高了一级：出身在小资产阶级家庭。我也把自己的政治状况告诉了他，让他好好考虑。他说不需要再考虑什么，我们就结婚了。那个家还算不错。他是音乐教师，每天在家里叮叮咚咚地弹唱，我喜欢音乐，不是正好吗？我曾感谢过上帝，总算给了我一个不错的归宿。谁想到我们结婚的第二年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政治像一场泛滥的洪水，冲击着一切，渗透着一切，撕毁着一切。我的小家庭成了我们中学的“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夫妻都成了“牛鬼蛇神”。由于我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我自然比他更受人注意。他成了“分化瓦解”的对象。大概不到一年吧，他就在“分化瓦解”、“给出路”的政策的感召下，寻找自己的出路了。他对我“反戈一击”，“大义灭親”，揭发我曾经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密谋叛国投敌。事实是，六二年，我的一个在国外的親戚去世了，给了我一笔遗产，我没有去领。可是有什么比丈夫的揭发更有力呢？我“升级”了。我被剃了“隂阳头”在地上学狗爬，他，我的丈夫却因此受到了“从宽处理”，“解放”了。我的心彻底冷却了。祖国、人民、党、親人，一切都使我感到陌生。我怀疑，人类本来就没有什么爱情和信义。人与人之间有的只是生存竞争。与动物不同的是，动物在互相吞吃的时候不发宣言、找借口；而人类，却可以造出许许多多的旗帜自欺欺人。我相信了荀子的“性恶说”了。好几次，我想自杀。可是一个看管我的女学生救了我。她非常严格地“看管”我，劝我活下去。我总算“解放”了。“解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离婚和调离原来的学校。我达到了目的。我调到了现在的学校，住在学校里。那个曾经帮助过我的女学生常常来看我，把我带到她的家里去。我认识了她的哥哥，我现在的丈夫一新。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叫我“李阿姨”，他母親叫他这样叫我。我当然答应了，他比我小了整整八岁。碰到这样一家人，使我的已经冷却的心重又有了一点热气。我对人又有了一点信任和感情。我原来没有想到和一新恋爱，一新也没有爱我的意思。把我们撮合在一起的是一新的母親，一位非常善良的寡婦。现在她已经去世了。那时，她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千方百计要给我另外介绍对象，重新建立一个家庭。她说她懂得“没有人手”的日子有多难。可是她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在那样的年头，谁愿意娶我这个既有不好的“政治背景”又结过婚的女人呢？最后，老媽媽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儿子：“一新，你娶了李老师吧！她是一个好人啊！”她劝儿子可怜我这样的人，并且让儿子相信，我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的。孝顺的儿子答应试试。他不再叫我“阿姨”，改叫“李老师”，以后又叫“大姐”，叫“宜宁”。一新只进过初中，为了帮助媽媽抚养妹妹，辍学进了工厂，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刚进厂的学徒。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和这个比自己小八岁、在知识和兴趣方面都有很大距离的青年发生爱情。当他第一次叫我“宜宁”，并且结结巴巴地说他媽叫他娶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多么吃惊。我拉着他走到镜子前，叫他看镜子中的两个人像是什么关系。他匆匆地朝镜子瞥了一眼说：“媽媽说你长得年轻，而我老相，所以我们看上去年岁差不多。”我问他：“你看我们合得来吗？”他回答：“我没有学问。你提两个问题试试看吧，看看我懂不懂！”他的孩子式的纯朴打动了我。我也试着与他建立另一种感情。我对于政治，对于阶级斗争已经厌倦到了极点。我强烈地盼望着歇息歇息。只要有一个茅草棚能给我挡一挡政治风雨，我都想钻进去。初中时，语文老师曾经给我读过冰心的一首诗，大意是：“天上的暴风雨来了，鸟儿躲进它们的巢里。人间的暴风雨来了，我要躲进母親的怀里。”我的母親早死了，我愿意躲进巢里，不论那个巢是多么的简陋。我和一新结了婚。幸福只能从比较中去理解和体味。我的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了，因为离开了政治的漩涡。一新根本就不管什么政治。对他来说，我是他的妻子，他的女儿的母親，他的家庭的一根必不可少的支柱。他爱他的小家庭，自然也爱我、爱孩子。为了这个家，他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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